二次革命 小混蛋 二次革命后时期的《时事新报》舆论



      一、《时事新报》简介

  《时事新报》,1907年12月9日由邵松权等集资创办,始称《时事报》,1909年改称《舆论时事报》。1910年9月23日出版至999号后,第1000号又将其改为《时事报》,编务为孙玉声等。 1911年5月13日,《时事报》又改售给黄溯初、张公权、张东荪等人,并改名为《时事新报》,汪治年任经理,主笔汪剑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二、宋教仁案发生前的民初政治

  民国成立后,倡导推行民主政治,不管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想把西方的议会政治移植于中国,促成了政党的发展。宋教仁便是政党政治的主张者和活动家之一,他把实现政党内阁作为他的政治抱负和革命的最终目的,1912年3月,宋教仁参加了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届内阁,他热衷于扩大组织,争取席位以实现责任内阁,1912年8月,他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主张把正式总统让给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而内阁则应该在国民党的操纵之下。由于宋教仁的积极活动,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占了多数席位,成了第一大党。国民党在国会中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如果国民党在国会中获胜,那么当时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然会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而宋教仁又难以收买,为了消除最大的威胁,袁世凯对宋教仁采取了卑鄙阴险的血腥手段。1913年3月20日晚,当宋教仁准备乘沪宁车去南京时,突然在火车站遇刺,于22日上午身亡。国民党对于宋案争论不决,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袁世凯则步步紧逼,先发制人,与国民党兵戎相见。7月12日李烈均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各省及上海纷纷独立响应,二革命爆发。

  三、二次革命后的《时事新报》舆论

  (一)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宋案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各地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大量篇幅连续报道事件的真相,揭露袁世凯指使部属行刺国名党领袖的内幕和袁世凯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实现其独裁的目的。其中以北京的《国风日报》、《国光日报》、上海的《民立报》、《中华民报》、长沙的《长沙日报》等几家报纸最为激烈。这些报纸对宋案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以确凿无误的事实,证明袁世凯是刺宋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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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宋教仁的死,《时事新报》始终没有激烈的言辞,他们的态度表现得极为稳健,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指责暗杀手段,“暗杀乱社会之秩序”[ 《时评:莠言与暗杀》,《时事新报》,1913年3月26日。],斥责杀宋教仁的人“彼贼人不知公理,不知人道”,简直猪狗不如。第二,不相信其他报纸对政府的攻击和指责,“非得十分证据,不能断定其何人所为”[ 《紧要时事:宋钝初被此后之北京》,《时事新报》,1913年4月2日。],主张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认为在宋案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万万不可妄加猜测,不因该用含沙射影之言互相攻击,警告国人不要道听途说,当以证据定之。第三,反对国民党的种种武力行动。《时事新报》认为国民党的激烈的言论是别有用心,案借题发挥,其对袁世凯的指责简直是骇人听闻。国民党的说法必然会引起“南北方之水火扰乱”。第四,维护袁世凯,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国民党认为宋案是袁世凯所为,《时事新报》斥责为造谣,让国民党拿出证据。而当党国民党拿出证据后《时事新报》则又认为证据为什么不由审判厅宣布,而由国民党宣布,怀疑国民党的证据“自有可以取得之道”,使人“不能释然于怀”[ 《时评一:宋案证件》《时事新报》,,1913年4月25日。]。可见,对袁世凯的袒护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孙中山的批判也毫不手软,认为孙中山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推翻袁世凯而自代之”“以己身为袁氏之代而以所谓国民党人者为今内阁人之代。”孙中山“除空言除鼓煽除恣意挥霍袁氏所给予之钱以供其某种特别之用外,初未尝别有所施”。[ 《论孙逸仙》,《时事新报》,1913年5月14日。 ]

  可以看出,在宋案这个问题上,《时事新报》站在了不公正的一边,毫无条件的支持政府。而国民党在宋案发生后,虽然在各种报刊上言辞激烈地批评政府,批评袁世凯,但是在当时形势下,它显然处于被动地位,舆论对它的批评指责颇多。也就是说,国民党从宋案开始已经渐渐失去其话语优势,虽然站在正义一边,但舆论却不站在国民党的一边。

  (二)《时事新报》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

  1913年5月29日,梁启超为抵制拥有国会多数议席的国民党,在袁世凯支持下联络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组成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党----进步党。其成员主要是立宪党人、旧官僚、同盟会中的变节分子和分裂分子,结成的大党的目的,是为了与国民党相抗衡。共和党-进步党的报纸也遍布全国,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大共和报》,北京《国民公报》,天津《庸言》等。[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1页]这段时期,《时事新报》成为进步党的喉舌,是进步党的机关报。[ 杨光辉,熊尚厚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舍,1986年]

  进步党的党纲有三条: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遵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要件:进步党宣言》,《时事新报》,1913年 5月16日。]这个纲领的实质是,以共和为前提,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确立民主共和制度。[ 李育民:《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中华书局,第310页]在国会问题上支持袁世凯,同时加强内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进步党所倡导的联合政权主要是通过联袁付诸实践,联袁是他们政治路线的重要环节。由此观之,不难理解作为进步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为何在很多大政方针上基本站在袁世凯一边了。

  (三)二次革命爆发,偏袒袁世凯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免江西都督李烈均的职务,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7月12日,李烈均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宋案发生,进步党人尽管对这种卑鄙的暗杀手段感到愤概,但仍采取偏袒袁世凯的态度。当革命派准备一武力反袁时,他们便怂恿、支持袁世凯予以镇压。宋案发生后《时事新报》在斥责国民党的行为必将引起南北分裂的同时大力为袁世凯宣传,对袁世凯充满了信心,“京中己近畿各省,其兵队皆足供袁氏之调遣,其军械完足,士马精强者,闻当在十万以外,此曹皆一心拥护袁氏”[ 《紧要时事:南北大恶感将来之推究》,《时事新报》,1913年5月11日。]。

  二次革命爆发后,事实新报在舆论的宣传上和进步党保持一致,其报道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对于政府用兵采取正面报道,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进行辩护。在二次革命过程中,蔡元培试图从中调停,蔡元培主张袁氏退位以解决问题,《时事新报》认为因少数违反民意之人挟武力反对,而让袁世凯退位,这样有负于人民之托,对于国家前途使极其危险的。[ 《时评:为蔡先生进一言》,《时事新报》,1913年7月25日。]第二、对于国民党采取负面报道,丑化国民党,二次革命斥为“赣祸”。对国民党进行“揭露”,认为国民党的讨袁并不代表全国的民意,而仅仅代表国民党自身。国民党的讨袁行进乃是违反民意的一种做法。

  四、结语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就地盘与军队额数量而言并不逊于北方,但在两月之内惨遭失败。袁世凯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在舆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袁世凯消灭了国民党仅有的一些地方实力。这不能不说使当时的社会心理并未趋向武力革命,尚未形成一种倒袁的社会氛围,因而制约了革命的扩大。二次革命德失败不仅有着军事上的原因,而且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一是辛亥革命后,“破坏告终,建设伊始”的社会心理,使再次革命失去了理论准备和社会基础。二是民众厌乱心理,使他们在二次革命中选择了袁世凯,而抛弃了革命派。三是独立各省心志不一,缺乏与袁血战到底的趋同心理,削弱了二次革命的势力。[ 许顺富,《“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笔者认为,袁世凯对舆论控制,进步党在《时事新报》中的的大肆宣传,对于上述的民众心理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民众的心理需要一定的牵引,而舆论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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