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有关的事业而改名的呢?”
我来到世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变迁。
1958年,我出生在呼和浩特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当点小官,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父亲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父亲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元不得了,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城市每人每月有5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元。
买我的养父姓牛,职业是养牛,从此,我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牛根生”这个名字是养父取的。由于养父养母自家未生孩子,期望通过抱养来栽根立后,所以给我取名“根生”。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养父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警察,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阴差阳错,文档上给了他一个虚拟的头衔——警长;养母当过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在旧社会里就飞机上飞机下。这样两个特殊的人,处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解放战争期间,身为官太太的养母曾把自己的财产广为散发,一部分直接送人,一部分作了寄存,东寄存一点,西寄存一点。20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养母领着我试图找回那些寄存的东西。人家不仅不认,还把我们母子俩轰了出去。过去的朋友,最终都反目成仇。没钱反而不会有这么多的仇人。你的我的,有钱没钱,河东河西,人情冷暖,在幼年时便给了我太深的体验,这是“体而知之”,不是“学而知之”。
文革期间,养父养母被拉去批斗,并被责令扫马路。母亲病重,扫不了马路,就由我替她扫。我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怕同学们看见后取笑,我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替母亲扫大街。
即便这样,同学们还是知道了。我的噩梦随之来临。母亲挨批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搀着,接受一阵又一阵唾骂……到了班里,不管男生女生,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打我,有时甚至一群人围上来轮番打我,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蹲在墙角,抱紧脑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多年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还手呢?”我告诉他:不还手挨的打会少得多,一旦还手就可能没完没了地挨打!
我也不能总挨打呀。自己斗不过,就得想办法团结和发动别人。母亲给我一毛钱、两毛钱,我都和大家一起花,结果,大家都听我的话,时间长了,我让干啥就干啥,我让打谁就打谁。于是,我一步步成了“孩子王”,从此远近闻名。如果问我“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理念起自什么时候,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当然,不是说那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句式,而是说有了萌芽状态的理念。
我十四岁的时候,养母去世了;不满二十岁,养父也离开了我。孤独的我,挨过饿,受过冻,遭过打。那时候,我也申请过救济。没有党的关怀、社会各界的关照,我就没有今天。我对党的认识全是体会的,不是背会的。
养父死后,子承父业,我“顶班”进了养牛场。养父前前后后养牛、送奶38年,我到今年也与牛整整打了28年交道,父子两代人合起来,做“牛的事业”已有66年。
日月翻转,物去人非,抚今追昔,涕泪横生。惟养母嘱咐我的两句话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另一句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