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低碳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强势美元格局下出现了“新特里芬悖论”。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国际清算银行亚太代表处首席代表罗伯特?麦考利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东亚成了美国的“准银行”，但是“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威胁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 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国的行为难以约束也加剧了美元的信用危机。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事实地位，让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货币政策自主权，不需考虑汇率波动，只关心国内价格水平稳定和自身货币对实际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力，而他国要想稳定国内价格水平必须极力维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可以为其增长的外债融资并支付较低的利率，或通过汇率变动使原有的债务“缩水”。依靠霸权维持单边货币格局，美国独享巨额的铸币税收益，实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系列经济利益和优势，外围国家则承担了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等越来越多的成本，形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马太效应”。美国在享受货币金融收益的同时，却经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使美元无法作为良好的价值标准发挥名义锚作用，并使国际汇率体系协调稳定。张兆杰：《强势美元政策：由来与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为应对2008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开动印钞机来刺激经济。这种美联储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指在利率接近或达到零的情况下，央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资金，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膨胀至约两万亿美元，措施频繁、金额庞大，令人咋舌。美联储的超低利率、市场的大量流动性以及美国政府的高额负债一旦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导致美元急剧贬值、通胀恶化，让人自然想起经济学家拉弗的警告：“尽管深度衰退带来的短期阵痛非常剧烈，但两位数的通胀造成的长期后果才是毁灭性的。” 美国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根据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模型，美元每贬值10%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同时也有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缩小贸易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美元贬值还意味着美国可以向全世界征收“通胀税”，美国是一个净债务国，35%的政府债券、23%的公司债券、13%的美股及14%的直接投资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美元回落意味着各国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缩水，间接让境外投资者分摊了美国债务，何乐而不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永远存在贬值冲动。 也许，“强势美元”从根本上仍将是美国政府的长期政策目标，因为这关乎它的全球领导地位，但在中短期内它则可能在政策操作层面“善意忽视”美元下跌，通过美元的技术性贬值对冲掉它的一部分贸易逆差和债务包袱。只要贬值能够控制在一定区间内，就是可以接受的。 只有一个问题：其他国家会接受吗？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放出了一颗试探气球。在中国央行网站刊发的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中，周小川基于三个标准重新界定了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币值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它的供给总量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这种调节必须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
因此，周小川认为，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只能是个特例。它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但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也令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让使用国和发行国都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这位国际知名的“人民币先生”写道，“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而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从而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