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住房消费、公共设施消费,总计约60%的投资,是可持续的,不是不可持续的,是短期需要的,也是长期需要的。
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消费不重要,不是现在不需要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中国甚至应该特别鼓励高收入阶层多消费一点,因为只有他们现在挣了钱,存得多。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这种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投资的一定规模的增长,40%、50%的高增长不行,20%左右的增长还是需要的。
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保持总需求各个部分的稳定增长,不是只强调消费的增长,出口、投资,都需要平衡稳定地增长。这样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符合现阶段中国的需要。GDP的35%-40%是资本形成,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恐怕在近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上的增长结构相比较,这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而直接把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当前的结构相比,指责中国,是错误的。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根源在美元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货币关系的角度看,当前的“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的根源,主要不在我们这一边,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而是美元被高估、美元要贬值的问题,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美元最初还有一个黄金本位制约它,其他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各国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那时美国印票子就多少还有个硬约束,但也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就是美元要贬值。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票子不再能兑换黄金,国际条约就这样一风吹了。当时黄金和美元的比率就成了280美元一盎司黄金。接着在1970年代美元又进一步要对马克、法郎贬值,1980年代对日元贬值,就这么一路贬来,最后轮到了中国。美国的财政赤字、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人的低储蓄率、高负债率。根据美联储自己的报告,60%的美元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任意发放货币;美国只要印票子,就能在全世界买东西。换个角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是美国,我们也会多发货币,因为这样可以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风险也会由全世界用我们货币的人们共同分担。这就是一个“私人物品”被当成“公共物品”来用的时候发生“败德问题”的典型情况。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今天人民币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正因如此,蒙代尔多年来一直批判这个制度,甚至曾鼓吹世界货币回到黄金本位。总之,在现有制度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是美国的逆差,而不是中国的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
“美元本位”的体制一天不改,我们与美元的摩擦就不可避免(除非我们出现高额通货膨胀)。1980年代美国逼日元升值时,日本劳动工资与美国的差距已经不到30%,而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工资差距还高达30倍。以此推断,我们与美国的贸易与货币磨擦,会比当年日美之间的磨擦更加持久。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人民币逐步升值不可避免
美国是超级大国,美元的本位货币的局面一时不可更改,美国也绝不同意改变这么一个使它占全世界便宜的国际货币制度;甚至它可以拒不进行任何政策上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产生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们就会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活动,美国国会还会因为我们不升值而对我们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升值,即通过适当升值来使各种损失的总和(包括升值本身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不是完全对当前的国际失衡没有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是很小的。这是因为,从1994年以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是我们的货币工资提高得比较慢(见图3)。适当小步升值,也算是我们尽到了缓解国际失衡的责任。
从长远来看,一个高速成长的、通货膨胀率又较低的(中国低于美国)的经济,必然要经历本币升值的过程。早一点小步调整,渐进式地实现升值,比长期不动最后问题积累太大不得已一下子大步升值,要更少风险,更少震荡。
人民币要升值,但是在目前阶段不能自由浮动,也不能大幅度升值。按照市场的压力大幅度升值或者自由浮动,相当于由我们单方面承担调整世界不平衡的全部责任,调整了之后,不平衡减少了,美国可以继续增发货币。我们小步浮动,美国的逆差不消除,它还可能做点调整。所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现阶段也是最合理的体制。一种可信的、浮动幅度相对较小又相对稳定的升值过程,也有利减少市场上的投机活动。
究竟在目前阶段小步上浮的幅度要多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我们有利的、合理的“年升值幅度”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标准:
——给定目前中美两国利率的差异,幅度要足够的小,使得投机者投机人民币升值没有多大的收益;
——在目前世界不平衡和我国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太多的情况下,年升值幅度又要足够的大,以真正起到减少顺差、也减少投机活动的目的;
——升值幅度要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生产企业创新升级,又不对它们产生大的冲击,使它们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继续保持市场竞争力。中国的企业也应该在汇率的逐步调整中逐步习惯汇率的浮动,因为汇率自由浮动毕竟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市场机制。我们不能以汇率不变(变量不变)来保护弱不禁风的企业,同时培养出一批懒汉型的市场管理者。
根据目前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我们在最近两年每年升值5%左右,是可以接受的,对经济增长也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
世界不平衡的长期性
最后,需要认识到的是,在目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平衡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这种不平衡本身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有百分之三或五的贸易逆差,三年就要发生金融危机了,而对发行国际货币的美国来说,百分之七的逆差可能可以支撑十年,这种不均衡可能就是在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一种均衡,它就是以美国有逆差、其他国家有顺差为特点的。这种不均衡的均衡可能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危险。所谓“硬着陆”,对我们来说,也没那么可怕——美元大幅度贬值(相对于欧元),我们也可以跟着它一起贬,亚洲其他货币可能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贬,相对来说损失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毕竟,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们总是被动的一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总是较为脆弱的一方,所以还是要积极应对,尽可能地避免损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