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蒙牛法则,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早在伊利任职期间,公司给他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他却为他直接部下每人买了辆面包车;他曾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大家。创办蒙牛后,他每年的红利大半用作奖励员工和经销商……算起来,牛根生拿自己的钱奖励手下的员工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如今,牛根生又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股份,这不仅是国内首位有此举动的企业家,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捐出自己全部股份的华人企业家。正是企业家的如此理财观,使投奔蒙牛投靠牛根生的人才络绎不绝。
最后,蒙牛的“速跑”和牛根生的“哀兵必胜”,其实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现代演绎。“火箭”蒙牛的超速成长,带来的不是窃喜,没有骄傲,从不自满,反而带头向自己开刀,从最根本的问题上动摇自己的一切,这种非常自觉的价值判断,体现在牛根生身上的,正是中国“内敛式”文明的典型写照,是“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的概括与总结,是“吾日三省吾身”的真正内涵。
牛根生中庸的几个问题点
我们看到,牛根生很中国。很中国的牛根生,他的追求、理想、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因为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而在很另类中更容易发现其历史背景;因为弘扬了中国商业文明的深刻底蕴而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独树一帜;因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精神而与外来文化在中西合璧中更彰显了特殊的魅力。于是,牛根生现象的真正意义是,在中西方企业家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最具借鉴的意义是什么?
1、牛根生能否被复制?
问:从小50元被卖给人家做养子,从刷瓶工到伊利副总,然后是被边缘化而辞职另谋生路,最后是走投无路创办蒙牛,个性化的牛根生最终还给社会一位个性化的企业家。那么,在MBO、年薪制、股权、分红等等带有体制根本改革的不断深化中,中国的企业家,向左?还是向右?
答:如果不抱任何的偏见,我们会发现牛根生所进行的,是一种带有超越意义的体制改革。尽管它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却体现了一种非凡的探索价值甚至穷尽了人类精神的一定层面。从这个标本望过去,作为人的企业家的最具价值的选择,也许会离开客观的、世俗的和市场的范畴而表现得更有层次。
2、牛根生能否超越“西方”?
问:中国人讲中庸,西方人重偏执。中庸的中国人至今仍在“发展”,而鼓吹建设性破坏的西方人“发达”得流油。这个时候将牛根生的“共产实验”津津乐道,如何激发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
答:中国能否追上发达国家?中国追上的发达是否和他们的一样?中国如果真的也发达了能否有所建树和有所突破?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再来看牛根生的案例,答案就会非常明确。
同样,没有谁非要开展一场向牛根生同志学习的运动。但是,中国企业家不能对此集体性失语,更不能不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大目标下的自己的创新式活法。
3、牛根生是一流企业家吗?
问:比尔·盖茨是一流企业家。他将最好的产品奉献给社会,创造了一流公司的不朽神话,在将公司做成帝国后把自己的财富拿来捐赠给社会。而牛根生在小试牛刀后就平添退意,是典型的中国式“小富即安”的翻版。
答:一流的盖茨,多次将末流表演在法庭上败露。“天使”盖茨创造了商业奇迹的同时,却反过来席卷了世界性财富而被称为“魔鬼”。同时将人性的优点与缺点暴露无遗的盖茨的历史和获得历史怎样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就像牛根生是否一流一样,这是个让历史来判断的事情。而牛根生“以退为进”的努力,是中国人智慧的象征而非我们劣根性的发作。
4、牛根生中庸的现实意义到底有多大?
问:在中国企业进军500强、走出去和实现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过程中,突然间出现“中庸概念的牛根生版”,是偶然还是必然?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利大还是弊大?
答:看看巴以冲突,看看恐怖主义,再回头看看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看看在拜金主义和传统道德两难中难以抉择的人们的痛苦表情,牛根生——像刘备、像诸葛、像文天祥、像胡雪岩、像雷锋和焦裕禄的这么个带有符号意义的、带有新、旧企业家特征的和带有探索与认识价值的、土生土长的和大获成功的中国式企业家,其意义怎么看都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