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蒙牛还能做多大
100多亿人民币的销售额，即使是今天，蒙牛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蒙牛还能做多大？这不是一个蒙牛就能回答的问题。
第一是中国乳业的产业结构、产业基础等产业革命能否带来蒙牛等中国乳制品企业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外部环境？第二是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健康理念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国乳业的成长？第三是在与内外行业对手或此消彼长或共存共荣的竞争中，蒙牛占位能否总是靠前？
是的，第三个问题是蒙牛要认真思考的。前两个问题又不能不重视。在中国做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的一个困境是，我们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好，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和法规不配套。这些年来蒙牛被竞争对手陷害和被恐吓的事实，带给牛根生的压力不小。一方面，在中国越是优秀的企业就越是承担了探路者的使命，而使得一个牛根生和一个蒙牛要考虑的“宏观问题”，可能不比一个部长和一位省、市长要少；另一方面，企业又必须获得实际的利润和真正的增长，将赚钱进行到底。
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处境。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家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社会责任+民族自信心+企业发展+市场健康+利润率。于是，关于“利润最大化”的争论总是模棱两可，关于“企业市场化”的努力又总是在最后因为终于搁浅在市场而一筹莫展。
于是，最重要的问题一下子一起集中地摆在牛根生和无数优秀的企业家面前，一是想做多大？二是能做多大？想到的大和能做的大怎样平衡？真正的大和泡沫的大怎样区别？如果大起来能否再接着大下去？
在一种人怕出名猪怕壮的文化束缚中，不做大、不做那么大、不做得很大，是不是一种特别的选择？牛根生当属此列！
一起做大，做大乳业，做好乳都，不靠一个企业的单枪匹马，而是捆绑起来向着新世界出发，是不是一种中国式智慧？牛根生乐此不疲！
大一统思维，再一次眷顾了牛根生。全球经济一体化，以一种趋势的惯性扫荡了封建主义的小打小闹的闭锁式思维。
解读牛根生的另一种成功
在牛根生的所有努力中，始终带有一种“探底”的“中国功夫”——不迷信MBA，不崇拜比尔·盖茨，他的全部努力是最终要实现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和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实实在在的振兴！
蒙牛要赢利，要赚钱。这是企业的本质属性；
蒙牛要出好奶，出更好的产品。这是蒙牛赚钱的前提；
要奖励人才，要集聚优秀的人力资源，这是蒙牛出好产品的前提；
自己做好表率，做好人，才能成好才，这是蒙牛人才战略的前提；
……
顺着这样的思路，牛根生的谜其实很好解开。以这样的哲学来做企业，牛根生解决了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企业创新的根本，是企业家创新。而在企业家创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是钱，二是权。一个自己主动“弃权”的老板，让出了莫大的成长空间——为更年轻、更有为和更努力的新人！
于是，蒙牛，不是很大；蒙牛的身上，商味也十足；牛根生，也没有做什么更大的事情，既不是石破天惊的轰动，因为透过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尽数，也不是不可比拟的高深，即使是寻常的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座右铭，与牛根生无异。
但是，区别已经有了——比500强的“经济动物”更政治；比跨国公司“科技疯长”更科学；比“走出去”（回不来）的某些企业更稳健；比对中国消费者实行双重标准拼命掠夺顾客的百年洋企更亲和……蒙牛，走在大路上。牛根生的脚下，还是“牛劲儿”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