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第二次改革》
——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突出矛盾。公共需求的变化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的问题迅速凸显。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我国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进一步形成，社会矛盾凸显。改革30年来，我国社会已形成结构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另外，社会自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强。在这个背景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社会矛盾协调和治理方式上还不是很成熟，导致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呈上升的趋势。同时，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改革环境和改革动力发生很大变化，进一步的改革举措涉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同社会群体力量对比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改革的复杂性明显加大。 ——中产阶层发育不良，缺乏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机制保障。从一般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中间收入群体将成为社会主体。中间阶层是市场消费的主体、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现阶段，在政策层面，尚欠缺培育中间阶层、优化社会结构的目标和机制。大量农村人口构成庞大的底层，使得阶层结构呈现二元化的特点。阶层结构从形状上来讲更接近于“金字塔型”，而不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另外，社会阶层基本结构呈现定型化的趋势，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不利于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政府转型滞后的突出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市场力量在经济运行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现有体制中的部门、地方、行业垄断的特殊利益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将会受到严峻挑战。在现行发展方式中，政府仍然控制着矿产资源、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GDP增长事实上仍然被作为政绩考核的刚性指标，造成低成本、粗放式的投资扩张，大大影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效作用的发挥，并由此容易滋生体制机制性腐败。 在全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大背景下，消费进一步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近些年，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改善民生有重大进展。但从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经济建设型的运作特点仍然比较突出。比如，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还没有理顺、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仍在提高经济总量上。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体制上理顺，就很难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奠定制度基础。 未来几年将是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调整到位，将会使经济得到另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增长（表2.12），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否则，极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协调状态进一步固化，经济增长将后继乏力，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表2.12 部分国家（地区）的高增长时期与人均GDP 国家 （地区）高增长期 （持续时间）人均GDP
（按1994年美元折算） 年均增速 （%） 日本1961～1973（12年）2200~140009.8 联邦德国1951～1955（5年）2400~43009.1 韩国1983～1994（11年）2870~82608.8 新加坡1961～1994（33年）3572*~194208.3 香港1961～1994（33年）3705*~216508.1 资料来源：自李萍、夏沁芳、刘黎：“人均GDP3000美元后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体制转轨大国，发展方式转型同体制机制建设密切相关。自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转变发展方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从实践看，近几年尽管改革在总体上有所进展，但效果不尽人意。由于相关改革的滞后，发展方式转型在多方面尚未有实质性突破，某些方面的矛盾仍在不断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