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第二次改革》
（1）资源环境问题与某些市场化改革的滞后直接相关。过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赖以存在的重要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但是水、电、石油、天然气价格改革都远不到位。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担心这项改革会增大通货膨胀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又担心改革会增加企业成本，最后造成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难以开启时间的“窗口”。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久拖不决，使得资源要素价格不能体现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成本难以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助长了企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同时也抑制了对资源环境领域的投资。 （2）消费不足的问题既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也同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相关。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额过低，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近几年，我国收入分配失衡加剧，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快速上升，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均呈现拉大趋势。 消费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直接相关。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不健全，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为未来可能的教育、医疗、养老支出提前准备，降低了即期消费水平。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构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是“十一五”时期改革的一个亮点。但总的来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不健全，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刚刚进入试点阶段，在造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体制性因素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某些方面的差距甚至仍在拉大。由于基层财政的困难，现有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状态。在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缩小城乡差距，还面临着十分突出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3）地方政府追求GDP总量的增长与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滞后相关。尽管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列为“十一五”规划深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但政府职能转变远不到位。尤其是政府官员行为中的总量偏好、投资偏好、国有偏好、短期政绩偏好都未有实质性改观，使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上加难。这与干部选拔体制改革滞后相关，也与现行财税体制的不完善相关。“十一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但随着公共服务责任下移，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并未有效缓解。地方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等责任的财政压力很大。“十一五”规划也提出，实行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财税制度，但多项改革计划并未能够如期完成。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化为消费型的改革计划，改革房地产税收制度，稳步推行物业税并相应取消有关收费的改革计划均未如期完成。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迫使地方政府偏好提高经济总量，追求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造成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与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适应。 3.发展方式转型依赖改革的新突破 未来几年能否在发展方式转型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在于能否扭转改革不力的被动局面，着眼于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实现改革在多方面的新突破。
（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矛盾逐渐凸显，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体制根源。第一，资源要素领域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低成本扩张和粗放型增长。市场化改革在形成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有效价格体系的新突破，对引导企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垄断行业改革滞后，阻碍了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形成，阻碍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民营经济难以进入相关垄断行业，是服务业发展缓慢、难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重要根源。市场化改革在破除垄断上的新突破，对营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三，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造成较大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还降低了居民消费率，难以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市场化改革在加快完善宏观经济体制，理顺国家、企业、劳动者收入分配上的新突破，对实现“藏富于民”，营造扩大国内消费的良好体制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