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第二次改革》
（1）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体制的内在矛盾。过去几年，针对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但由于宏观体制尚未理顺，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货币政策与金融体制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使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践中由于缺乏体制保障而大打折扣。在这次反危机中，应当说政策调整非常到位，及时地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应的一揽子改革没有顺势推出，使得引发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除。
（2）社会政策与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政策目标，并且在涉及民生的政策调整上有很大力度。但由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分工尚未明确，这些政策调整效果受到一定影响。重要的是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并且在这个进程中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以解决社会领域体制与政策的矛盾。 2.体制与体制的矛盾 （1）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场体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原因。在市场体制方面，避免低成本投资扩张，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方面的突破；在社会体制方面，扩大国内消费，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突破。因此，解决投资消费失衡，扩大内需，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场化改革，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2）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平正义，是广大社会成员广泛支持的。这既需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在再分配上的力度，同时也需要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包括初次分配上要有重大调整。单靠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难以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因此，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制度结构整体演进的动态过程，各项体制改革推进的时机、条件对新制度结构形成的影响有很大不同。 （3）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从经济领域看，需要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从社会领域看，需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居民发展能力，赋予城乡居民同等的发展机会。这不仅涉及到农村改革，还涉及到城镇改革。比如，要扩大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使公共财政能够惠及广大农民；尽快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制度安排等。 （4）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更是制约其他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在现实中容易走形变样。 由此看来，在发展型新阶段，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相关配套的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到体制与体制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 3.政策与政策的矛盾 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这些政策间的矛盾，既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也反过来强化了体制间的某些矛盾。例如，“非公36条”出台已经好几年了，但现实中民营经济面临的政策环境与体制环境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在某些行业甚至有所恶化。2009年钢铁行业的扩张，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钢铁业的国进民退；民航业中民营航空公司普遍陷入困境，既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更与现实中它们面临的机场、航油、租机、人才等政策环境有关。客观地说，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对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和配套都有很大影响，同时也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与“一揽子”改革并举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的挑战，发展方式转型取决于体制安排与政策选择的共同作用。从最近几年的实践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可以偏重宏观政策调整的作用，但更需要偏重改革的作用。在改革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以政策代替改革、以“治标”代替“治本”的现象。再从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看，“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对提振市场信心和保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要实现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内在统一，走出一条短期与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关键在于加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比如，当前在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投资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有限，关键在于打破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再比如，市场信心主要来源于政府。在政府自身建设与政府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市场信心很容易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在“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突出政府自身建设与政府改革，并且采取“出手快、力度大”的改革措施，必然会极大地提振市场信心。为此，后危机时代要把改革的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决策有机结合，进行全盘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