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30年前允许私营经济在中国发展的时候,中国开创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发展时期:允许私营企业发展是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需要有新的经济发展来解决经济负担。但在今天我们面临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空前复杂与严重的时代,这些社会问题因为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与问题类型的丰富性而使得往往一刀切的行政手段与措施效能有限,因此需要更多专业、针对、多样、丰富的公益组织来提供看起来细碎而实际上非常有效的非政府公共服务。因此,今天的公益创业的时代非常象30年前的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是一个重要时代的开端。我们这个本来以企业家与财富为主导的社会,也因为有了公益家群体的崛起而使得这个社会更平衡。
中国社会过往的治理模式中,除了政治家以外,知识分子是代言社会利益的主要精英(构成纵向社会精英),当经济发展以后,财富群体提供了某些新的权力分配机会,但是权富阶层本身不能带来社会充分公平,尤其是处在这个社会低层的普通无领、蓝领和白领群体很难在社会权力的上层结构中有话语权,因为他们没有直接代表他们利益的话语权人(横向代言精英),而社会大量的草根公益组织与社会工作群体的崛起,由于他们的工作成就与社会认可大量地来自于为普通民众与社会群体的服务,因此成为比较接近普通公众的新精英与新的社区公众人物群体,就成为横向代言精英的来源或者支持条件。所以公益组织的发展不只提供更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而且直接为社会自治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资源。
但是中国社会的公共服务资源基本上是由政府垄断的,在重视民生与服务转型的前提下,除了要提供更有激励型的社会公益创业政策,同时应该更为大力地考虑公共管理服务外包工作-爱华网-——大量的公共服务资源在行政机关与国有工作模式内很难发挥高效率,恰恰可能出现大量的浪费与腐败问题。在政府大力投入民生事业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发展出以公共服务为专业诉求与能力范围的专业公益组织,政府重在制定政策、重在创新示范、重在开放服务范围、重在培育公共服务资源、重在制订与监测执行公共服务标准,这样,公益组织与公共管理部门找到了各自的最大交集,并促使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服务能力的公益组织与公益品牌。
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公益将作为一种强大的新行业带来服务业的新发展与新的就业领域,其中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公益金融)将扮演其中发动机的角色,而行动型NGO的发展将成为公益实体业务的丰富与拓展。目前,公益基金会成为加速吸引资源的一个机制,尽管其中也不乏问题,正如私营资本初期发展时候的问题重重一样,但是这表明一个崭新而模式新颖的领域正处在爆发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