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政协会议上李希凡见到毛主席 李希凡
李希凡1975年在漓江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本刊记者 刘天时
酷热的7月。78岁的李希凡迟缓地从漫长的午睡中醒来,迟缓地挪腾到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手里的扇子摇得有一搭无一搭,对面的电风扇嗡嗡地旋转。李老人家的老头背心汗滋滋的,棉布大短裤皱巴巴的。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另一个屋子里还睡着的老伴,3个女儿早已成家立业不在身边,他们的保姆刚刚辞职。天热,他的糖尿病复发并在加剧,早上吸过氧可是还是觉得憋闷,老伴的腿出了毛病不能动了,屋子里都是红花油味,房子要拆迁了,他要去医院买药,还要去菜场,……在李希凡典型的老年生活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他乱糟糟的书房里,乱糟糟的书桌上,挂满茶垢的保温杯下面压着的几页竖排稿纸和一枝钢笔?写的什么呢?哦,《红楼梦人物论系列之贾探春》……
但这其实也没什么,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闲暇的时光,出于个人兴趣,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也是很平常的;只是“平凡”、“安稳”、“默默”,这一类的形容词,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历程里,却是不曾有过的,相反的,“李希凡”这个名字,在建国以来我们主流的政治风景和意识形态脉动里,一直是跳跃闪烁的:1954年因为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泽东嘉许,火速蹿红,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适,由文艺批评而判决剿灭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点燃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新一轮高潮;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作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李希凡,激昂指点,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来,所谓“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风光显著的红人……
回顾那段过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命运的起落荣辱,社会潮流、时代风云辉映其间;而所谓的时代风潮又何尝不是在与众多的“个人”的相互撺掇、相互迎合、相互塑造中涌动席卷起来的呢?而当我们试图评价这个“个人”和他的选择——在“被动”和“主动”之间,在“身不由己”和“攀强附势”,在“义气”和“利益”之间,似乎也不好说出绝对分明的界限,就像有时我们不肯指出诚恳者自欺欺人,甚至担心“真的醒来”。
贫寒少年爱好上马克思主义
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上个世纪40年代,北京郊县通州,李希凡是一个普通人家6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重病,家境衰落,13岁开始,他先在洋服店当学徒,继而是印刷厂的童工。逃难、遭师兄欺侮、半饥半饱、投亲靠友……经历着一般旧社会穷孩子生活的辛酸和粗砺。
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
“姐夫说马克思不说马克思,说卡尔;斯大林呢,是约瑟夫。我就想这卡尔是谁?约瑟夫是谁?”于是白天,李希凡在做完家务后开始在书架旁逡巡。马列选集、鲁迅小说、苏联文学,开始了他的启蒙。
没有什么意外的,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