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改革勿令一些人更穷



 

  “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其他的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原则。”2006年1月14日,在沈阳某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如是说。

  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进程

  郎咸平表示,上述观点并非由他首倡,首先是在26年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在社会主义氛围下,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因为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郎咸平进一步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公平。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冲击‘原始资本主义’,从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中国借尸还魂,因为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地方,很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可以无所不为。”郎咸平说:“总有人批评我是反改革的,我说你们错了,我从来不反对改革。但是我反对学术界以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的错误改革思维。我强烈呼吁,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改革的进程,而其原则就是回归邓小平、马克思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当然允许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严刑峻法的必要性

  “回过头来看我们26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我看来,一些关键的领域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致命隐患,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领域形成尖锐矛盾。”郎咸平指出,医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起病,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人们上不起学。“股改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始终认为,股改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全流通,而不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不是为了上好的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么,股改追求的结果已经错的,怎么改还很重要吗?”郎咸平对记者说。

  进入2006年,各地国退民进步伐加快,例如辽宁省将有千余家企业进行改制,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今年将加快国有企业重组进程。对此,郎教授的观点如何呢?“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改革,都是在引进一些西方肤浅的简单的概念,然后加上自己的幻想,去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在国企改革领域也不例外。”郎咸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和邓小平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要起点公平,要让一些人富裕,但是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但是对于这样的思维,我们没有引进,没有坚持。那么放到国企改革中,就是把效率、市场化等概念引进了,但是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我们并没有引进,尤其是,我们并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约束体系就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严刑峻法究竟有多重要?郎咸平表示,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了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而政府则要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还必须确保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通过公司的真实信息,社会大众可以了解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水准。所以在美国,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

 郎咸平:改革勿令一些人更穷

  “世通可做反面教材,它所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于是,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儿,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郎咸平说。

  正面的典型如韦尔奇创造了通用的奇迹,没有人敢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但是他退休后,领了退休金走人,企业是谁的?是那些拥有通用股权的投资者们,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受到信托责任约束的职业经理人,在美国一整套的严刑峻法的约束下,他必须以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为前提,做好公司是他的责任,而合约到期后离任也是非常正常的程序。

  国企改革应是行政干预的退出

  郎咸平对记者说,中国的国企改革中流行着一个奇怪的“冰棍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如果不赶紧卖掉,就会化成水,那么趁现在赶紧卖了吧。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是不需要对企业负责的,做不好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体制不好。做不好怎么办呢,分析原因,做不好是因为企业不是他的,所以他没有积极性,那么干脆就把企业变成他的吧。这不是很荒谬吗?因为企业不是自己的,就不负责任,就做不好,只有变成自己的,才能做好,这样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还能信任吗?可我们的现实就是,在没有严刑峻法的保证下,交给了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

  郎咸平表示,这种错误思维的蔓延,毁掉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到最后,会不会大家都认为,只要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那么民营企业,是老板的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于是员工就会没有积极性,会不给你干活,民营企业还能笑多久?”

  郎咸平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地方的国企,因为没有效率,于是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又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对于人们质疑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郎咸平说:“国有企业效率可能低下,但是民营企业就一定是高效率的吗?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越做越像国有企业,原来的国有企业效率是2,民营企业是3,确实比国企高,但是国际的效率是100,我们不是要国际化了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的核心建议是什么呢?“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行政干预的退出,而绝对不是国有股的退出,韩国日本大的财团,如三星、LG、现代汽车、索尼等都是有着政府的支持,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否则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成功。”郎咸平说:“政府退出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转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培养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

  郎咸平最后对记者表示:“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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