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其他的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原则。”2006年1月14日，在沈阳某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如是说。
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进程
郎咸平表示，上述观点并非由他首倡，首先是在26年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在社会主义氛围下，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因为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郎咸平进一步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公平。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冲击‘原始资本主义’，从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中国借尸还魂，因为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地方，很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可以无所不为。”郎咸平说：“总有人批评我是反改革的，我说你们错了，我从来不反对改革。但是我反对学术界以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的错误改革思维。我强烈呼吁，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改革的进程，而其原则就是回归邓小平、马克思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当然允许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严刑峻法的必要性
“回过头来看我们26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我看来，一些关键的领域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致命隐患，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领域形成尖锐矛盾。”郎咸平指出，医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起病，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人们上不起学。“股改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始终认为，股改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全流通，而不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不是为了上好的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么，股改追求的结果已经错的，怎么改还很重要吗？”郎咸平对记者说。
进入2006年，各地国退民进步伐加快，例如辽宁省将有千余家企业进行改制，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今年将加快国有企业重组进程。对此，郎教授的观点如何呢？“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改革，都是在引进一些西方肤浅的简单的概念，然后加上自己的幻想，去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在国企改革领域也不例外。”郎咸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和邓小平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要起点公平，要让一些人富裕，但是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但是对于这样的思维，我们没有引进，没有坚持。那么放到国企改革中，就是把效率、市场化等概念引进了，但是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我们并没有引进，尤其是，我们并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约束体系就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严刑峻法究竟有多重要？郎咸平表示，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了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而政府则要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还必须确保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通过公司的真实信息，社会大众可以了解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水准。所以在美国，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
“世通可做反面教材，它所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于是，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儿，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郎咸平说。
正面的典型如韦尔奇创造了通用的奇迹，没有人敢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但是他退休后，领了退休金走人，企业是谁的？是那些拥有通用股权的投资者们，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受到信托责任约束的职业经理人，在美国一整套的严刑峻法的约束下，他必须以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为前提，做好公司是他的责任，而合约到期后离任也是非常正常的程序。
国企改革应是行政干预的退出
郎咸平对记者说，中国的国企改革中流行着一个奇怪的“冰棍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如果不赶紧卖掉，就会化成水，那么趁现在赶紧卖了吧。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是不需要对企业负责的，做不好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体制不好。做不好怎么办呢，分析原因，做不好是因为企业不是他的，所以他没有积极性，那么干脆就把企业变成他的吧。这不是很荒谬吗？因为企业不是自己的，就不负责任，就做不好，只有变成自己的，才能做好，这样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还能信任吗？可我们的现实就是，在没有严刑峻法的保证下，交给了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
郎咸平表示，这种错误思维的蔓延，毁掉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到最后，会不会大家都认为，只要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那么民营企业，是老板的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于是员工就会没有积极性，会不给你干活，民营企业还能笑多久？”
郎咸平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地方的国企，因为没有效率，于是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又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对于人们质疑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郎咸平说：“国有企业效率可能低下，但是民营企业就一定是高效率的吗？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越做越像国有企业，原来的国有企业效率是2，民营企业是3，确实比国企高，但是国际的效率是100，我们不是要国际化了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的核心建议是什么呢？“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行政干预的退出，而绝对不是国有股的退出，韩国日本大的财团，如三星、LG、现代汽车、索尼等都是有着政府的支持，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否则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成功。”郎咸平说：“政府退出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转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培养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
郎咸平最后对记者表示：“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