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这次改革大辩论，有所谓理性和直觉之争。对张维迎的“理性”，或者说“公共理性”，我已经在《不理性的理性思考》一文中进行了批判。鄢烈山则发表了“将”理性“请下神坛”的文章，认为人们日常的直觉常常比学者们高高在上的“理性”更有洞见，“里根经济学”就是出于这样的直觉。 袁晓明认为鄢烈山未免矫枉过正，写文细述“里根经济学”并非来自直觉，背后有“供应学派”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作为基础。
应该说，袁文写得十分精细，有许多洞见。不过这里涉及的问题，远非一个细节上的是非，而关系到知识与权力的大问题，值得深究。关于里根的经济理念，在2004年里根去世时美国媒体有不少讨论。记得《华尔街日报》曾刊登一篇文章，说里根上大学时，凯恩斯那一套还没有流行，他没有中毒，信奉的是更传统的自由经济的理念，这是“里根经济学”的根基。这样的说法，未免想当然。里根不是个“读书种子”，上的是当地一个不知名的小大学。在学期间，他心思主要在橄榄球和演戏上，很难想象课堂里讲的某个经济学理论会对他产生长久的影响。《华尔街日报》上那篇文章不过是个学究以己度人的书生之见，不值得认真。
真正塑造里根思想的，是他作为小民百姓的生活经验。里根出身于一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家庭，上高中时就靠当救生员打工为生，一周干七天，挣区区15美元。他是一个典型的从底层奋斗上来的人。他的经历坚定了他这样的信念：一个自尊的美国人，不必靠政府，只要自己勤奋、节俭，就会开拓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活。他毕业后当体育播音员，后来为GE工作，走遍全国给GE的员工“励志”，所靠的也正是这种生活信念。
因为生活的直觉给了他这种信念，而他又不断靠这种信念和普通老百姓沟通、互相激励，这就使他能够把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老百姓的心声清晰有力地表达出来，为这些人代言，“让政府从人民的生活中走开”。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只要你能够用人人都听得懂的话，把大家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心声用最大的嗓门喊出来，你就有了权力，被你打动的人就会把你选上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个过程，是直觉和直觉的碰撞，信念与信念的沟通。这也难怪，许多评论家说，老百姓选政治领袖，就要选“我们中间的一个”，而不是比我们高出一头的人。
当里根这样成为政治领袖后，那些气味相投、或者被他的魅力所打动的经济学家，就会自然在他身边汇集，把他的直觉，把他的粗犷的、指导性的大想法细致化、系统化、可操作化。当然这不排除里根的直觉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某种理论的启发，但总的来说，直觉在先，理论在后。老百姓在直觉之间的共振产生了政治力量，把里根推上历史舞台，然后一些学者才能指望获得他的青睐，使自己的理论有施行的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跟着直觉走，而并非跟着理论走。
其实美国从建国开始，就不断证明了这一点。传统的教科书总是告诉人们，美国开始时是由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开拓；独立战争，也是受到英国启蒙主义的知识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洛克的无代表不纳税理念等等。如今的研究表明，这些精英的理念固然重要，但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下层人士(包括许多识字不多或在当地也根本没有选举权的人)也参与了美国革命。当时维吉尼亚和波士顿完全是两个世界，文化上波士顿更接近英国而不是维吉尼亚。大家怎么突然能够一下子同仇敌忾？关键在于，殖民地的小民百姓，日常生活严重依赖进口的英国货；而且在这种高度自由的贸易中，大家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直觉和信念：贸易带来的繁荣，建立在自由之上。这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英国议会一旦要控制这种贸易，要在上面抽税，大家就会反抗了。光靠几个精英的理念，无法掀起这样声势浩大的革命。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挑战了自柏拉图以来精英主义的社会理念。这种挑战是如此深刻，乃至许多自由主义者，也搞不懂自己实际上是在挡着自由经济的道。市场经济，是小民百姓自由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的理论往往是多余的。理论只有给博弈中的小民百姓的直觉充当润滑剂，才有意义。
在一个建立在稳固的宪政基础的市场经济中，那些有直觉、会表达、能够把自己放在小民百姓感情和直觉的共振点上的人，是最有力量塑造历史进程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主要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他们缺乏直觉，不知道自己的知识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博弈中有时候是多余的，也不知道如何和老百姓的心声建立“共振”关系；第二，中国有几千年的王朝专制传统。老百姓不算数，算数的是在皇帝身边“为王者师”的士大夫的话。由此也培养了精英对老百姓的蔑视，以及社会对精英的崇拜。
真正创造历史的，是小民百姓。比如当年饥荒中的村民，冒死签血书、分田单干，引起伟大的制度创新。这里不见经济学家的身影。并非你有理性，老百姓只有情绪。最近二十年，媒体中的很多言论在和老百姓的直觉发生“共振”方面，要比“主流经济学家”高出一筹。精英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不能成为意见领袖的话，就应该多多听取那些被塑造的公共意见。这才是自由市场中公共话语的常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