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慈善事业也可以商业化

　　进入世纪之交的十多年来，全球财富的积累进一步加速，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一国之内同样如此。这对于慈善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机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富人增加，有心做善事的人更有条件去做，需要帮助的人也更可能得到较好的服务。当前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不能适应新情况，许多潜在的机会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社会上对慈善事业的期望在上升，可是真正在做慈善工作的人却感到做事的困难一点儿也没减少，要应付的关系越来越多，牵扯的精力妨碍了正规该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对慈善事业的根本方向，考核方法，运作规则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从外行人看来，慈善事业是最容易做的，它肯定要比赚钱容易。赚钱之难，可以说谁都知道。慈善无非是把钱给别人。这还有什么难呢？可是如果亲身做了一段慈善事业之后，就会慢慢地懂得，要做好慈善事业确实比赚钱更难。

　　难在何处？首先是如何确定接受帮助的对象，避免被欺骗，被愚弄。大家可能听说过乞丐富翁的事例。有一些人装成非常穷困的样子，骗取大家的同情，从而赚了许多钱。虽然这是很个别的现象，但是一般而言，如何确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把钱用到了并非真正是穷人的身上，慈善事业就做歪了。别人也就不信任你，不再愿意给你出钱了。慈善事业就告结束，做不下去了。

　　其次，慈善事业的内部管理也是极其困难的。做企业，以赢利为目的。内部管理的考核就是一个单一指标：为企业的所有者赚钱。只要赚到钱，不管员工的工资是高是低，都是合理的。赚大钱的企业经理每年拿几百万，上千万，大家没话说，都认为合理，只要明年继续赚大钱，谁也没意见。可是慈善事业的经理应该如何定工资就成了难题。按照一般人设想，既然是做慈善，就应该有献身精神，工资就该低一点。可是管理一个大的慈善机构一点也不比做企业容易，同样需要最有能力的人。人才在市场上竞争，不出大价钱就请不到很强的高级管理者。可是问题马上就来了：企业的管理者只要能够赚钱，大家对他不会有抱怨。但是对慈善机构而言拿什么做标准？显然不能拿赚钱做标准，那么标准应该是什么？如果拿了高工资，但是没有赚钱的压力，算不算公平？

　　大的慈善机构手里往往掌握着巨额捐赠资金，如果能干的管理者能够用这笔资金在市场上运作赚钱来帮助更多的贫困同胞，是不是被允许？该不该给奖励？万一运作失败，要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对商业运作的企业而言回答很简单。高利润对应着高风险。只要股东同意，赚钱赔钱都有人承担。可是对已经成为公众财产的慈善基金来说，赚钱皆大欢喜，赔了钱就无法交代。我国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社会上愿意做好事的人并不少，但他们担心自己出的钱能不能真正起到帮助穷人的作用。一旦发现自己出的钱被挪用，善款有漏损，甚至被贪污，从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我们看到过一些报道，政府的扶贫款被用来买高级轿车，盖豪华办公楼，在高档酒店请客吃饭，而对真正的贫困同胞缺乏同情心。如果是私人的慈善机构，就不会再有人给他捐款了。用钱不当是当前社会慈善事业最大的敌人。可是怎样判断用钱当不当？难道做慈善工作的人都应该穿破衣服，吃窝窝头，坐淘汰车？这样是不是对慈善工作最有利？怕也未必。这些在企业里不成为问题的事，到了慈善机构里都成为可以争论的问题。要使善款不被误用，发挥最大的效果，内部管理有效，能够获取社会的信任，源源不断地有热心人士捐款，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所以说，做好慈善事业比做企业更难。

　　这里要用一点最简单的经济学。市场是天然合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只要大家遵守市场规则，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公平的竞争形成价格，双方出于自利目的的交换是不需要监督的。而且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慈善事业就不同，它既不是出于自利，又不能通过竞争形成价格，监督就在所难免。可是监督永远有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做好慈善事业非常不容易。

　　基于上面的分析，近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慈善活动，叫社会责任投资。它是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行为。本来慈善和商业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活动。前者为了散财，后者为了聚财，这二者怎么能够结合呢？它的基本想法如下：既然商业活动能够创造财富，是不是可以通过从事穷人所需要的商业来赚钱？一方面让穷人有机会通过商业赚钱，另一方面这活动可以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双方都得到好处。这样的事并不少，比如发放小额贷款。穷人往往有劳动力但是缺乏资本，劳动很难用于生产活动。他们很想问别人借钱搞生产，可是谁敢借钱给穷人？万一还不起怎么办？所以这些有劳动力的农户很难摆脱贫困。从事小额贷款就是把钱借给穷人，解放他们的生产力。最后不但把钱还了，还能够支付利息，所以贷款成为商业活动，扶了贫，还赚了钱。再比如做农民的就业技术培训。经过短期培训让农民能够在城里找到工作，每月挣的工资比务农高出四五倍。他们不但能够偿还技术培训的费用，而且大大地提高了收入。技术培训可以是商业活动，能够赚钱，同时又扶了贫。

　　类似的活动还很多。凡是能够让农民参与，而且能够生产财富的活动都可当作社会责任投资来做。

　　为了避免慈善事业的种种困境而把它做成商业，是社会责任投资产生的原因。因此，社会责任投资仍是在扶贫，但要经济核算，要能够赚钱，内部管理按照企业原则组织。投资人也能够得到投资回报，但是不求利润极大化，只要有一点就可以，条件是必须造福于贫苦大众。这种新的扶贫方式，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大大地激发了社会上愿意做善事的人们的积极性。既做了善事，又获得了利润。所以资金来源非常充沛，成为一项有巨大前途的投资新模式。发达国家这种投资模式很快得到重视，迅速在扩大，社会责任投资资金开始向我国流动；我国也开始了解、学习、试探。这很可能改变我国多年来扶贫的管理方式，发展出全新的观念、规章和精神。

慈善事业的“致命伤”（时风）

【世界商业报道-江南时报】 

　　以2．33亿元的捐赠额荣登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第五位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最近却碰到了麻烦：吉利决定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掏钱不难，难的是还得花更高成本找到1000位名实相符的受助人。因为他们上过当：“穷孩子”摇身一变，原来是当地领导之子（据4月16日新华网报道）。

　　这是慈善者最不愿看到的事情。事实上像这样“穷孩子”由当地领导之子“偷梁换柱”的事已是屡见不鲜，这就难怪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榜慈善家有一半以上对相关慈善机构投了不信任票，而更愿意亲力亲为。我在基层工作时，常常看到村干部家或住着楼房的人晴天晒棉被，棉被上面却赫然印着“救济”两字，可见老百姓的话并非是空穴来风。

　　按照国外的经验，在捐资人和受助人之间存在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对资金进行运作，把钱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而，正如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罗晓明所说的：“如果仅仅是捐款的话，会很盲目，一旦交给第三方机构来运作，捐资人很难真正了解这些资金的运作。”所以，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以及相关机构不透明的情况下，慈善者自己运作自己的捐资也就可以理解。

　　慈善的话题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对中国缺乏富豪慈善家，以及为什么会缺乏富豪慈善家的议论格外令人注目。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对比：美国的慈善业如何如何，中国的慈善业又如何如何。于是就有许多人指责中国人“为富不仁”，中国企业家不懂“散财之道”，甚至由此得出结论：目前中国缺乏产生富豪慈善家的土壤。

　　对国内的慈善事业现状不满，认为慈善家太少，这固然同一些富人不愿积极行善有关。但我认为，没有形成良好的慈善氛围，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慈善组织提高公信力比慈善立法更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有慈善散财的优良传统，并不缺乏产生富豪慈善家的土壤，缺乏的只是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应该说，公信力缺失是慈善事业的“致命伤”。不可否定财富观与公信力对慈善事业的兴衰更具决定性。我国一些慈善组织不能做到善款善用，对社会调节的能力低下，已极大地影响到慈善行为。所以，加强慈善机构的内部约束，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善款使用的透明度，树立慈善机构的良好形象，尤其显得重要。

慈善家为何不信任慈善机构

作者：王学进

　　4月11日，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在京公布。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2．33亿元的捐赠，在百名慈善家排名中位列第五，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然而，这位慈善家最近却碰到了麻烦：吉利决定拿出5000万元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掏钱不难，难的是还得花更高成本找到1000位名实相符的受助人。因为他们上过当：“穷孩子”摇身一变，原来是当地领导之子。对于今年寻找贫困生的成本，按照浙江吉利技师学院副院长席德尧的估计，在200万元以上。（4月16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这个估计是在该院以往寻找受助人的经验得出的，去年他们千里寻访并最终确认42名贫困生花费10万元。这笔钱化得有点冤。假如把这10万元和将要投入的200万元寻访费拿来资助贫困大学生，按5万元资助一个算，就可多资助42位。捐资企业亲力亲为去寻访受助人有否必要？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北京吉利大学校长罗晓明回答说，在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以及相关机构不透明的情况下，企业自己运作自己的捐资很有必要。他说：“如果仅仅是捐款的话，会很盲目，一旦交给第三方机构来运作，捐资人很难真正了解这些资金的运作。” 罗晓明的看法得到了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榜慈善家的认同。一半以上的慈善家都对相关慈善机构投了不信任票，而更愿意亲力亲为。

　　据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透露，慈善机构真正接收到的捐款，一年就十多个亿，差不多人均一元人民币， 大体上是 GDP 的万分之一。美国 2003 年的个人捐款是 2410 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 2.2 ％，人均 828 美元，人均捐款相差 7300 倍。人们往往将此用来说明我国慈善事业的落后，并借此谴责中国富豪缺乏公益心，而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富豪如杨澜她们宁愿在香港捐赠也不愿将善款交给国内的慈善机构或非赢利组织，及吉利集团宁愿累死累活自己寻访受助人也不愿委托慈善机构代办，关键一点是慈善机构信誉度不高。

　　央视记者沈冰曾在北京繁华的西单商场作过一次调查：在琳瑯滿目的商品旁边有一个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募捐箱，在記者拍摄的近两个小时内，顾客传流不息，但捐款者寥寥。是人们普遍缺乏爱心吗？不是，中国并不缺少乐善好施的人，这从同一天《大连晚报》上的报道中可见一斑。昨天上午，200多名小学生在甘井子泡崖市场、金玛超市等地售卖报纸，为他们得尿毒症的同学麦子（化名）治病筹款，一上午报纸全部卖出，一位市民给孩子们送来了当天的800份本地报纸，分文不取，有市民还与孩子一起叫卖。为什么？就因为市民对孩子们的善举十分信任，假如这样的活动由慈善机构直接操办呢？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吗，难说。

　　到底有多少慈善机构披着神圣的外衣却在做着肮脏的勾当呢？从2001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以醒目位置报道丽江孤儿学校创办人胡曼莉被推上被告席的经过及2004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开始拷问具有“天使爱心妈妈”称号的付广荣的经过分析，不在少数。大量的事实证明，慈善机构、非赢利组织和基金会很可能是滋生罪恶的温床。这些机构有时并不能有效利用捐款，甚至会产生腐败。

　　要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当务之急是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那么如何提高呢？一是要使慈善机构从政府机构中独立出来，及早改变目前这种政社不分的状况，让其作为真正的慈善组织而存在；二是出台捐赠税，对捐赠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让企业家愿意把钱交到慈善机构手中，同时要规定只能拿出捐赠款的百分之几的比例用于自身运作，规范财务管理，严格资金运作，按时定期向捐赠单位和社会公布善款的去向，正如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崔乃夫所说：慈善应是高度透明的，捐款人应知道善款的去向；三是接受经常性的舆论调查和公众调查，像英国的救助儿童会那样，在成立至今的85年里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该组织与其他慈善机构一样，哪儿有灾哪儿就有他们，他们经常活跃在救灾最前线，以此赢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在与企业打交道中，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即双方一起合作把企业回报社会的愿望不折不扣完成。

浙商们怎样看待慈善责任

　　4月中旬，由民政部指导编制的“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将在北京发布。

　　有人说，中国的各种慈善排行榜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富豪们常常刷新吝啬纪录；有人说，当下缺乏完善的慈善制度环境，捐款者不仅享受不到免税政策，还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也有人说，商人对国家的贡献就是创造财富，至于是否参与慈善事业是他的自由……

　　有钱人必须行善吗？是不是捐款越多，企业家的公德心就越高尚？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企业的社会责任？

　　□特约撰稿费氏

　　据北京媒体报道，在这份由民政部指导编制的最权威的“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慈善家年度捐赠总额比20 05年增加三成，年度捐赠额超过1亿的慈善家有4个；而在今年增设的跨国公司公益捐赠排行榜和上市公司公益捐赠排行榜中，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公益捐赠比较冷漠，上市公司的表现同样逊色，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去年的捐赠数额为零。

　　一时间，舆论哗然。

　　慈善三人行

　　由于身份不明，目前“爱心纸工程”尚未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坐在胡玉祥的车上，陈波琴絮絮叨叨地说着她上午的安排：要给谁打电话，要到某机关收旧报纸，要派人去哪户人家做卫生……胡扭头看了她几眼，眼神中充满钦佩与赞许。

　　在胡玉祥看来，这个拥有40多家汽车干洗店的女人了不起。

　　2005年初，陈波琴看到一则报道：几个小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捡废纸卖钱，资助贫困同学重返学校。她心头一热：如果招几个就业有困难的下岗职工收废纸，用废纸回收中产生的利差作为报酬，让下岗职工免费为困难老人做家政服务，岂不两全其美？

　　当年4月，陈波琴在她的地下车库里设立“东晨爱心纸工程”。接着，杭州景顺包装公司老总朱平、搞设备安装的胡玉祥加盟进来，3个人各自掏出4万多元钱作为启动资金，陈波琴分管日常运营，朱平负责拓展业务，胡玉祥负责外联和财务。

　　如今，“爱心纸工程”得到了杭州市内400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该项目为14名低收入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中9名有《就业援助证》，4名有《特困家庭援助证》，另有一名智障人士。同时，它还为杭州城区86位困难老人提供免费家政服务。

　　对于患有智力残疾的濮小红来说，“爱心纸工程”就是她的生命支柱。濮下岗多年，孤身一人带着读小学的女儿寄居在娘家。心情抑郁的濮小红被迫离家出走，痴呆的症状反复发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爱心纸工程”收留了濮小红。陈波琴说，她最珍惜这份工作，虽然智障，但每次外出收废纸总是冲在最前面，手提肩扛比男人都卖力。现在，濮小红的工资有六七百元钱，每天都很开心，也愿意与人交流了。

　　胡玉祥自幼失去双亲，是在姑妈抚养和好心人接济下长大成人的。他说，现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报答曾帮助过他的人。

　　胡玉祥表示：“对弱者的救助，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我出身社会底层，更能体会财富的责任。”

　　虽然“爱心纸工程”进展顺利，3位老板却有隐忧，随着业务量的做大，账目往来越来越多，用于慈善的钱款也逐渐增加。他们担心被人误会是借慈善之名图谋私利，希望民政等部门能来监管，但没有得到职能机构的响应。

　　3人打算完成工商登记手续，但面对企业的“营利性”与“爱心纸工程”慈善性质相背离的质疑，他们深表无奈。

　　由于身份不明，目前“爱心纸工程”尚未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行善还是作秀

　　“另类”林圣雄彻底改变了大众对富翁们的片面描述，颠覆了普通人眼中对“富翁”的传统定义

　　“看到那些生活困难的人，还有素不相识的乞丐，只要我身边有钱，我都会掏给他们。”温州圣雄集团董事长林圣雄说，如果不这样做“心里总是过意不去”。

　　今年3月28日，林圣雄再次向浙江希望工程捐款400万元，援建18所希望小学。至此，他用9年时间完成了在全国援建100所希望小学的心愿，累计捐款总额超过5000万元。

　　林圣雄出生草根，早年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我现在都记得父亲说不能再供我念书时的情景，当时他一直没抬头。而再过两个月，我就初中毕业了。”他说，这是一道永远的心伤。

　　1991年底，在西藏承包工程的林圣雄坐飞机回家过年。在候机大厅，看到一名女教师和几名学生在做“希望工程 ”宣传，他以为是与筑路有关的什么工程，一打听才知道此“工程”非彼“工程”。他当即拿出1000元投入募捐箱，写下了“爱心人”3个字就走了。

　　在飞机上，一本杂志吸引了林圣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父亲要实现捐建100座桥梁的愿望。那一刻，这个包工头突然决定，他要在全国捐建100所希望小学，而他当时的所有积蓄连兴建一所小学都不够。

　　1997年，林圣雄在家乡平阳捐建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在海拔600多米的山上，当他前去参加落成典礼时，山民们争相杀猪宰羊招待他。他大为感动，当场拿出身上所有的3万元现金交给校方，用于购置教学仪器。

　　这是一个很“虚荣”的人，他毫不讳言“施比受有福”。但他也有着深刻认识，他说，所谓“百年树人”，增加一个文盲等于为社会增加了一个永远的负担。今天多给孩子们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明天我们社会才更有可能和谐发展。

　　而在林圣雄的“舍得”背后，还有一组令人痛心的数据。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项统计，目前我国1000万家企业中，仅有10万家曾经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另外99%的企业则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

　　在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之中，林圣雄是个“例外”。他刻意回避媒体，也没有传出任何绯闻——这与大众对亿万富翁的印象相去甚远。在多数人的眼里，富豪们的日子都该是一掷千金般的阔绰，穿戴世界顶级名牌，住价值不菲的豪宅，坐驾也该是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之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名副其实”。

　　因此，“另类”林圣雄彻底改变了大众对富翁们的片面描述，颠覆了普通人眼中对“富翁”的传统定义。

　　“我不辩解，让事实说话。”林圣雄如是说。至于诸如财富“原罪”、“政治秀”之类的议论，他均以沉默应对。

　　从首富到首善

　“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使用财富也是一种责任。”

　　与林圣雄不同的是，另外一些浙商在媒体面前保持着高调。

　　2005年11月，浙江新昌鹤群建筑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治辉与林圣雄同时获得“中华慈善奖”。赵说以前中国商人崇尚做好事不留名，现在需要改变这种观念，“为了公益事业的推广，有必要出去演讲，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这项慈善事业 ”。

　　“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和纳税榜。”虽然连续三度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却更看重社会责任和财富品质。多年来，正泰集团专项资助读不起大学的贫困学生，总计用于慈善事业的款项已超过1亿元。

　　2003年，南存辉与儿时好友、德力西集团创始人胡成中牵头组建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两人分别认捐2 000万元。目前，该总会共有162位民营企业家加盟，认捐资金上亿元，其行动口号为：做好事最快活。

　　“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使用财富也是一种责任。”胡成中在他的著作《财富与责任》中强调说，“自己富了要先奉献爱心。”

　　但有观点认为，慈善是自愿。富豪们在慈善活动中的缺席，并不影响他们财富状况向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变化，虽然此举足以降低他们在一般社会成员心中的人格定位。

　　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谷迎春教授指出，富人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本质上来看，富人与穷人共同使用社会的资源，富人因为各种便利条件得以积累财富，而穷人因为缺失“机会公平”而陷入贫困，富人对穷人负有因过分占据资源的补偿义务。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企业合理地承担其社会责任，往往可以把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人不能没有钱，但个人财富取之于社会，也要用之于社会。”宗庆后说，娃哈哈已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投入两亿元，他本人也已捐款数千万元。

　　这些浙商的表态，无疑是一种道德自觉。而其慈善行为不仅体现了富人的社会责任心，提高了富豪的社会评价，优化了自己的形象，也将有效改善社会各阶层间的依存关系。

　　然而据中华慈善总会披露，2004年该机构获得的捐赠70%来自境外，国内富豪的捐赠不到15%，捐款总额仅相当于当年GDP的0.05%，而在美国，每年慈善捐款相当于GDP的2.17%。据悉，目前中国与美国人均GDP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额却相差7300倍。

　　那么，更多富人“兼济天下”的动力为何不足？

　　第三次财富分配

　　鼓励富豪参与慈善事业，鼓励首富成为首善，促进和完善第三次财富分配

　　“如果有制度支持，我愿意做大慈善家。”一位知名富豪曾经如此回答媒体的提问。

　　有关专家认为，富而少捐的真正问题在于慈善制度不完善，而与富人群体道德意识是否缺失之间没有必然关联。

　　“慈善的核心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对社会制度的完善”。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指出，先富者、企业家、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非正式制度有关联。自古以来，中国人传承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儒家文化，财富与道义互利互助。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应尽快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完善慈善捐赠事业法律体系，通过慈善事业强化第三次分配。

　　辜胜阻指出，我国正在形成三个层次的财富分配体制：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益进行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以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分配；第三次是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捐献等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主要内容包括捐赠、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对外界坦言，中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亟须规范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行为。

　　最近，民政部公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提出：要加强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推动制定便利捐赠人办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手续等，以保护捐赠人应得利益。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纳税人捐赠的免缴税额仅为3%以内，且只有向国家批准的7个特定慈善组织捐款时才能得到税收优惠。

　　同时，民政部下文鼓励社会力量发展福利机构，国家除了对社会福利机构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外，还与公立福利性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在得知上述消息后，杭州“爱心纸工程”负责人陈波琴长舒一口气。事实上，慈善制度缺失也正是她在行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惑。

　　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谷迎春则审慎地表示，尽管近几年媒体、公众以及业界对慈善事业改革千呼万唤，一直未见根本性改观。当务之急是改革现行的法律制度，彻底消除体制性障碍。

　　谷迎春说，中国社会呼唤慈善家，在充分保障每个人合法财产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富豪参与慈善事业，鼓励首富成为首善，促进和完善第三次财富分配。

　　这种指向制度层面的呼吁与期盼，或许正是一张张“慈善排行榜”的普适价值之所在。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413yy.cn/a/9101032201/218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