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让我们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



去年,任志强只为富人盖房论引起了公愤;最近,张维迎又出来说“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行不通”,并抱怨政府,“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

  政府在经济过程中权力过大,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扩大政府权力来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无论是任志强也好,张维迎也好,都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他们当然难以说服公众。

  任志强、张维迎们把穷人的住房问题完全排除在市场之外,特别是张维迎,一方面攻击别人用计划经济的老一套思路来对待住房问题,并要求政府从经济领域进一步退出,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来承担给穷人提供住房的责任。要知道,穷人的住房要求能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把这么大的一个领域从市场中切除让给政府,等于呼吁扩张政府职能,复活计划经济。

  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只是暴发户的市场经济,谁还会拥护市场经济?看看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经济就知道:许多人可以靠给穷人提供服务发财;穷人也相信市场经济最终能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存活。

  我们不妨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语词来讨论住房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经济行为的个人回报率应该接近社会回报率。这就是说,一个人干了一件事情,他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好处,和社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呈均等的正比关系。你为社会贡献越大,你个人的收入越高。这样才能使社会有效率。当个人回报率远远低于社会回报率时,比如只让比尔·盖茨拿比一般政府职员高一倍的工资,这就变相成了为社会做善事,长久下去,就失去了做善事的动力,社会也丧失了从他做的善事中受益的机会,丧失了效率。

  不过,当一个人从其经济行为中得到的个人回报率远远高于社会回报率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然,社会对这个人支付过度,使他不正当地占有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当社会觉得自己“亏了”时,就会有所谓仇富现象。

  以这些简单的概念,就很容易看出任志强张维迎们的问题来。比如任志强说房地产商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赚钱。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市场有问题。一个房地产商,只为几个富人服务,他们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回报率很低,大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个人回报率却太高,让房地产商发了横财。张维迎则呼应,要求把穷人赶出市场。也就是说,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无法从市场经济行为中获得回报,只能靠政府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样,市场经济就成了一个富人俱乐部。而在美国,盖低档房和经济适用房都能赚钱,对房地产商也很有诱惑。社会回报率和个人回报率是接近的,市场经济是属于大家的。

  在经济领域,市场永远比政府有效率。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也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关键是,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政策维持一个良性的市场秩序,使建造中低档住房的利润率赶上甚至超过建豪宅的利润率。比如,建中低档的住宅可以免税甚至享受补贴;政府对建豪宅虽然不必限制,但应该上高税,高到把其利润率降下来为止,高到把大部分房地产商赶出这个市场,不得不挖空心思竞争普通民宅的市场为止。

  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么迅猛,城市这么拥挤,人口增长速度这么快,怎么可能让政府不停地“拿出更多的地来”?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居者有其屋”还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道德基础:每个公民都有享受一定数量住房的权利。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应该用可承受的价格购房。超出这个范围,等于侵占了别人或社会的土地资源,侵占者就必须和被侵占者讨价还价,比如侵占者为多占的支付五倍、甚至十倍的税。政府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框架,使这种讨价还价能够随时、公平地进行。我期待着任志强、张维迎们说:“给富人建房税太低了,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来投资建豪宅。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市场机制,使建中低档房也有钱好赚,让我们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

 薛涌:让我们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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