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向左走,向右走:美利坚的未来之路》
当然,以全球的眼光来看,美国梦的破灭也并不是一场灾难。的确,经济变化正伤害着相对富裕的美国人,但同时也帮助了其他贫困国家的人。对整个人类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已有数千万人脱离了贫困,大约还有数10亿人紧随其后。尽管科技进步会侵蚀技术贫乏者的工资,但仍将继续给生活的每个角落带来令人惊奇的进步和机会。当然从全球角度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让因这些变化而遭受损失的美国人感到高兴。 现在怎么办 新的环境对于个人以及整个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取决于这种向下流动的趋势如何影响美国人对政府的态度。民意调查早就显示,美国人将自己视为经济命运的主宰者,而欧洲人则倾向于认为超出个人控制的外部力量所产生的作用更大。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总是崇尚“小”政府。在别的国家,第一次福利改革都是由贵族及保守主义者提出的,例如德国的奥托·冯·俾斯麦?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在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争统一了德国,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人称“铁血宰相”。——译者注 ? 、大英帝国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著名政治家,保守党领袖、首相(1868﹑1874~1880年)。——译者注 ? 等,他们喜欢强大的中央集权,建立福利制度一方面是出于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想以此遏制公众在经济变化中的焦虑从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强调绩效、市场导向、反对国家主义的美国对建立福利制度并不热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通过第一部最温和的社会保障立法时也很不情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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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破坏美国社会向上的流动性和代际“升级”的力量大大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能力。经济学家所谈及的由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技术偏好”让接受教育较少的工人难以养家糊口。如果你是一个没上过大学的50岁汽车工人,现在就很难说没接受更多教育是你的错,因为在当时上大学并不是成为中产阶级的先决条件。现如今,医疗、住房、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增长速度远高于收入——谁能阻止这种增长的趋势呢?同样的道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历史性调整的一部分,不是哪个人或哪件事所能阻止的。面对那么多决定我们经济命运的外部力量,美国人还能保持对个人力量的乐观吗?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美国人应该接受一些更激进的政策(例如加强对医疗、退休金及教育等的保障)呢?虽然这些政策意味着高税收或者所谓的“大政府”,但却可以提高经济安全。民主党认为应该采取这些政策,但对公众情绪的转变并不十分自信因而不敢坦陈他们的选择。共和党则依然坚持以往的判断,即政府和税收就是问题所在。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公开争论与数百万家庭的经济轨迹相背离,很难想象随着后美国梦时代大幕的徐徐展开,这种背离还能维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