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向左走，向右走：美利坚的未来之路》
后来，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亚当·斯密最终在美国思想界取得了胜利。这一发展隐含着另外一种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学家第一次受到关注。1930年，1 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恳求赫伯特·胡佛总统不要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胡佛最终还是签署了这个法案。不过，此后经济学家被视为能够提出真知灼见的人，并且战后的繁荣更提高了他们的威望，繁荣昌盛似乎依赖于他们的神秘智慧。当无法与政界和商界领袖亲密接触时，经济学家就撰写畅销书和杂志文章，成为最神秘的新社会科学知识阶层。 当然，也许自由贸易唯一最珍贵的优点就是洞察经济规律。保护主义者一心一意地想关掉贸易系统，而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正防御着来自野蛮保护主义者的威胁。在为IBM进行环球旅行时，戈莫里意识到斯密、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尽管这些理论迎合了美国人的经济思想。 全球化不等于自由贸易 戈莫里的演讲简单明了，易于听众接受。比如，他在斯科茨代尔演讲说： 多数经济学家错误地将全球化等同于自由贸易。这是因为经典的“贸易利益说”建立在一个尚不清楚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假设每个国家的生产力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并且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可以将这些资源放在一起大量生产某些产品。利益随着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而发生转移。大家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提高了贸易双方的国民收入。公平而言，这是经济学的重要观点，因为势力强大的实业家们多年来错误地认为保护企业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而实际上这仅对他们自己有利。但是，如果固定生产力的假设不是现实的限制条件，欢迎大家重新对此进行经济推理。
当生产力不固定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提高生产力即提高生产有价值产品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从而使得先进技术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由发达国家传入发展中国家，这也恰恰是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戈莫里和鲍莫尔认为，全球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和生产力改变的总和。两人将其比喻成“一种全新的球类游戏”。戈莫里和鲍莫尔写道：“美国用半导体交换亚洲国家的T恤衫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明显的贸易利益。但是，当美国公司在亚洲而不是美国建立半导体工厂和研发机构时，就会使生产力发生变更。没有哪种常识或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别国生产力的提高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利。” 以印度为例，假设美国企业在印度建立使用前沿技术生产高端微型芯片的新工厂。因为印度追求这种高价值的经济活动，所以这种变化会促使其工资水平提高。对于美国来说，这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更富有的印度人将成为美国出口产品更好的客户。随着工资的提高，印度工人对美国劳动力工资的威胁也会减小。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美国从印度进口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因为印度的工资水平在提高。最重要的是，这会使美国现在具有优势的、十分重要的微型芯片产业面临亏损的风险。结论是：从总体上来看，并不能保证这些变更对美国有利。贸易经济学家承认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理论框架是正确的，实际上它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一些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学家有些怀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点什么。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研究表明：如果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当其平均工资水平提高到美国平均工资水平的1/4或1/3时，贸易的净影响将趋于负值。同时贸易伙伴国的大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伙伴国的人口众多，那么美国将先遭受损失。这听起来像你所知道的哪个国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