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余楚媛女士于2004年3月加入搜狐公司任首席财务官，在财务，会计，投资银行领域有19年的工作经验。 余楚媛女士在加入搜狐前曾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伙人，曾在香港，多伦多，北京事务所工作过10年。她曾任安达信和财政部合资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华强事务所的总经理。
余楚媛女士曾任美国投资银行Donald sonLufkin & Jenrette Securities Corporation高级副总裁，负责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
余楚媛女士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拥有香港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
说漂亮的女人没脑子，下面的这些女人也是天生丽质、财貌双骄。
“CFO的意义在于促进、推动并确保企业最高决策者的理想逐步实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并不缺少这些传奇英雄式的CEO，而能将英雄传奇转化为现实的人物却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引自一位CFO的话。
3月25日晚上，余楚媛在北京筹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Party，参加者是她的同事和业务伙伴。聚会上的她流光溢彩，有着一种难得的解脱和放松，“搜狐的404报告4月份就会出结果，我们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就提前庆祝了。我们的团队一年多来加班加点，不眠不休，我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感激。”
余楚媛提及的报告指的是，应2002年美国通过的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财务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的404条款的要求所做的。
作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CFO，余楚媛加盟搜狐正好满一年。这一年里，为了使公司达到404条款的要求，她称自己和她的团队“饱受折磨”，“搜狐成立7年、上市5年，现在就要和可口可乐、IBM、YAHOO！等一起达标。404条款中有一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就是对上市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对应的岗位描述。现在搜狐有1300人，有时一个季度就要招几百人，业务变动太大了，达到这一要求绝非易事。”
余楚媛视这部苛法为她职业生涯以来的一个巨大挑战。可她在搜狐每天所要应对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大到最近收购GoToMap、公司股票回购，小到为新办公室选址、装修、搬家，“难以想像，如果回到10多年前,一家企业的总会计师不会有这么多事情。”
11年前，余楚媛作为安达信的高管从香港辗转来到北京，并喜欢上这个城市，留了下来。10年间，中国商业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余楚媛说：“从搜狐这样非常国际化的公司，到11年前山沟沟里的企业，我都见过。”余楚媛认为，这样的演变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润物无声，但到今天，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仍然有着巨大差距，“尤其是像CFO这样的人才，依旧特别稀缺。”
势易时移。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走向海外资本市场，国内资本市场从“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转向越来越关注“公司价值”。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在保护伞下发展的日子只剩不到3年的时间。当企业运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业，CFO，首席财务官，一个在企业组织中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权力阶层正在浮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财务制度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链条末端的收益分配，即企业提取利润留成，用于更新改造、成本补偿。企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存在，而不再是政府的一个附属。
但这一改革并没有触及到资本保全问题，企业会计制度大大滞后于国家与企业之间财务关系的变化。
第一次目睹巨大落差与余楚媛生于香港这样的国际化背景相比，曾获得“亚洲最佳CFO”的亚信公司CFO韩颖则远没有那么幸运。
韩颖
韩颖可以说是国内最早接触西方会计实务的人之一。“当时国内的企业对利润还几乎没有概念，财务主要看成本，因此成本会计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返城知青辗转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下属运输公司的成本会计，韩颖负责厂部、车间、班组的三级成本核算。从汽车修理工到会计，她有机会再次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对于韩颖来说，职业生涯的最大转机来自于中海油。1979年，海上石油作为外资进入中国最早的领域，开始有所动作—中海油有了第一个和外商合作开发的项目，总部财务部急需财务分析人员，英语不错的韩颖因而有机会从塘沽调到了北京。
“一到总部，才发现我要做的事与以往的工作几乎全然不同，最主要的工作叫做‘敏感性与可行性分析’，一下子要分析中海油和外商合作的油田从投入到生产、乃至最后产生商业价值、长达20年的时间里所有投入和产出的情况！其间的参数有上百个，每个参数的微小变化，比如一个点或者出现的时间提前或推迟一个月，都会令结果大相径庭——这就是敏感性的含义所在。”此时，不仅是年轻的韩颖，包括总部的老会计师在内，中方所有的财务人员都会被这样的题目弄懵了！
好在中海油只是参与项目的开发商之一，合作伙伴还有来自英、法等国家的全球顶级石油商，它们都带来了自己优秀的财务人员，负责其中相当分量的工作。中方作为拥有51％股权的大股东，要对国外会计师所作的账目进行审计。查账过程中，韩颖深深感到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程度和西方的差距。
“震动真的很大。我非常羡慕国外财务人员在公司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和我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和反差。”20多年过去了，韩颖至今对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对我触动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外方的财务人员对本公司进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握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必须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谈判间取舍有度；二是这些财务人员都有极强的预见未来的能力，仿佛能一眼洞穿未来20年，尤其是对可能的风险考虑得非常周到。”
对比此前国企中财务人员的工作经历，韩颖从这种巨大落差中敏锐地感受到中国会计制度和西方接轨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她当时每天都在为一种好奇心和陌生感所驱使，第一次有了系统学习西方会计学的强烈冲动和渴望。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资本市场的出现对中国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股东开始对企业提出要求，如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引进独立董事等等，迫使企业建立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并解决信息披露问题，从需求上刺激了中国CFO阶层的崛起。
撬动资本市场就在韩颖为扭转自己的命运苦苦求索的时候，1976年，现任联想CFO的马雪征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在中科院做翻译，开始了她所谓的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生活。
马雪征
1990年之前的马雪征一直被认为“仕途一片光明”，不仅身兼中科院两个处的处长，而且即将升迁副局长。除负责管理由中国及欧洲共同合作发展的科技项目外，马雪征也负责世界银行给予中国科研借贷项目的行政管理及联系工作。
学英美文学出身的马雪征一直称“自己的背景不好”，“我真的不是一个有过财务教育背景的人，一开始做的就不是我的最强项。自己做得不好，就改，不能埋怨别人，而且一定得靠团队。即便你现在问我中科院当年的同事，他们都会说，我是当年最好的团队leader，是中科院最好的处长。”
在科学院的这段经历，柳传志和科学院的周光召院长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我跟柳总这么多年，他指导自己行为的法则是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情——环境不好有环境不好的做法，环境好有环境好的做法。这个思想的形成，包括在科学院的后期和联想的后期，都派上了用场。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马雪征当时负责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合作项目，见过不少大世面。她曾经给小平同志做过翻译，接触的都是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使、科技部长一类的大人物，李政道亦是她的好朋友。10多年过去，回忆起十几年前与柳传志的第一次见面，马雪征用的还是“震撼”二字。
“当时联想在香港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是个坐落在破旧工业区的小公司，但柳总却胸怀大志、雄心勃勃，反差太大了。我为什么被震撼？联想当年是中科院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柳总和他的部下们谈宏图、谈战略、高谈阔论，如同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将军，非常不一般。”多年后，马雪征坦陈，她能从中科院处长的行政位置上下海，很大程度上是为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所吸引。
有了马雪征的加盟，加上后来脱颖而出的杨元庆，柳传志领导下的联想“三驾马车”才得以成形。柳传志经常自嘲自己是“替马雪征打工”，杨元庆也私下开玩笑称马雪征是“权力女性”，但马雪征更强调的是团队的力量和她作为CFO的沟通能力。“我觉得自己的最强项还是与别人沟通。上学之前我就想将来做沟通性质的工作，但没想过要做CFO。其实，在一个团队里，CFO做的就是沟通，即便那不是你的强项，或者不是你想做的，你也必须这样去做。”
快人快语、干练干脆，以及特有的智慧和优雅风度，是马雪征在许多人眼中令人深刻的印象定格。1990年马雪征正式加盟联想，出任联想香港公司总经理助理，后升任联想香港副总经理。马雪征的加入，为联想迅速打开了资本通路，并由此展开了联想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一幕。
“杨元庆信任她，在很多事情上依赖她。联想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联想，马雪征功不可没。”一位香港分析人士曾这样评价马雪征对于联想的重要性。这其中，把联想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国有企业转变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马雪征可谓居功至伟。
1994年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997年马雪征主持联想香港、北京联想合并，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一个崭新的联想。马雪征也被任命为联想集团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备受柳传志赏识，一步步渐入联想权力核心。
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之后，2001年联想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联想1亿多元注册股本，扩大后达到30多亿元，市值290亿元，现金流为20.8亿港元。在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未合并前，香港联想资本负债率为158％；合并后改善至25％；集团基本没有负债。
10年来，资本市场的严酷要求的确大大提升了联想的公司治理水平。“联想有一个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每个季度都会审核最新财季的业绩，然后才能公布；联想还有一个薪酬委员会，也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责任主要是审查我们内部提出的对高层员工的薪酬资助，包括奖励制度。这符合市场的要求，也是独立董事对联想高管层的一种监控。起初薪酬委员会两个独立董事看我们的工资，他们不怕我们定得高，而是觉得我们定低了，很有意思。”马雪征说。
从联想香港上市、神州数码拆分、和电讯盈科合作，到与AOL合资，马雪征逐步为联想建立起国际财务标准、注重投入与资产回报率的计算方式，并引入了美国的会计审计标准。马雪征对“透明”两个字尤其推崇，“联想一贯坚持的行事原则就是非常透明，利好、利空消息都告诉大家。香港联想、北京联想合并之前，香港联想亏损，股东很惊讶，一家中资公司能够连续3次发盈利警报。要非常透明地告诉股东你的好和不好，让他相信你。你做第一次他不信，一年以后应验了，他就对你信心倍增，慢慢对公司产生信任，这不光是买股票可以解决的。”
1992年《企业财务准则》与《企业财务通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企业财务制度与计划会计制度正式决裂，中国企业财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
出资人财务制度的问题也开始备受关注，一直到今天，许多国内企业还没有形成一套对经理人约束的出资人财务制度。市场经济要求采用资本增值、资本保全的制度，出资人如何行使财务权力、如何行使会计权力还不完全明确。
接轨1981年，马雪征“为寻找自己的最强项”负笈英伦，几乎是前后脚，韩颖也重新回到了学校。作为同龄人，背负着同样的时代使命，马雪征和韩颖的职业生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在中海油有幸与这群西方最优秀的财务人员‘过招’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大大激发。”1982年，厦门大学在国内首次设立西方会计学专业，韩颖毫不犹豫地报名求学，进行为期3年的脱产科班训练。
有了此前几年西方会计的实务经验，学校的课程对韩颖几乎不构成负担，只是用来印证她当年在中海油从外国专家那里学到的知识。她的专业课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而实践中接触的很多问题，在薄薄的教科书里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一头扎进了图书馆。
“厦大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我一进去就觉得，当年跟外国人接触时的一些感性认识很快就深入到了理性层面。”韩颖把图书馆里所有最新的跟西方会计准则有关的书都找了出来，放在一起。每天一去图书馆，管理员就把这一摞书递给她。
以韩颖的实战经验，西方财务人员如何做会计、做财务分析、做预测、做计划，到底需要哪些知识，她都心中有数。在图书馆里，但凡她觉得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包括相关金融知识、会计准则等实务、各类表格，她都进行摘录，抄下英文原文，回来再翻译成中文。后来，所有这些资料都成了一部书的底稿。
“一想到离开厦大，就没有这个图书馆了，我就倍感时间紧迫。”韩颖的学制是3年，她所有期待回答的问题都要在这里找到答案，为此她放弃了所有娱乐活动，课余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不是在图书馆度过的。1985年毕业时，她竟然编纂完成了一本140万字厚厚的著作，名为《英汉汉英会计词典》，是一本关于西方会计学的工具书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