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忠:从牢狱里冲出的温州模式(二)



 1982年的柳市,还是一派杨柳依依、河水潺潺的田园风光。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骑着摩托车,在他贴着马赛克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我在家里7个小孩中排行第五,从小家族里就说我聪明,我就是喜欢什么事都走在前沿,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都要先去尝试一下。”他对红色政权曾激情满怀,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串联,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人海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禁不住热泪盈眶。但后来,他挖起了“社会主义墙角”,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国营厂卖10元一个,他只卖3元,还能赚2元。

  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开有几间工厂,年产值百万元,是柳市镇仅次于“五金大王”胡金林的“二富”。“螺丝大王”刘大源的工厂里有4万种螺号,比上海最大的国营标准件公司还多2万,据说,这家公司的最后倒闭和刘大源的冲击有关。

  1982年5月20日,浙江省委派出由常委李朝龙率领的工作组进驻柳市。

  “八大王”多人相继被抓

  罪名是投机倒把,郑元忠为“避祸”一度走上逃亡之路,一年多后潜回家中即被抓获,并被关进看守所

  6月17日,在柳市镇工商所,对郑元忠的审查已进行到第29天。郑元忠拒不承认“投机倒把”罪行,也不愿意写检讨材料。争执中,他把墨水瓶摔到墙上,对方气呼呼地走了。郑元忠趁机溜回家,他拿了七八千元现金,从水路逃出了柳市。

  当天深夜,警察光临他家,扑了个空。但是,其他“大王”大部分被抓。“目录大王”叶建华在家正为小孩洗脚,几个人找他去一家旅馆谈话,结果被关押在此。“供销大王”李方平被抓的理由只有一条:“将军也没有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因为他盖了一幢有围墙、有铁门、有庭院的四层别墅。

  柳市首富胡金林虽然补上了6万多元税,但被告知“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他于是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准备好的各种证件出逃。两年多后,他以为风声已过,回家即被抓捕。刘大源是“八大王”里唯一成功逃脱的人,他逃跑时身上只穿着背心、短裤。

  省委工作组指控“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是: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最后,在省委工作组的坚持下,“八大王”里被关押的人都受到了不同处理,“旧货大王”王迈仟最重,判刑7年。

  “八大王”事件当时轰动全国。对“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这年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到年底,共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

 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最为明显。因为在“八大王”事件处理上与省委工作组对抗,乐清县委班子集体“倒台”,几名主要领导都被免职,直到1987年才平反。

  1983年10月20日晚,郑元忠潜回家中的第5日,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获。第二天,他被反铐双手,身上还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投入乐清县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他用几层报纸,裹着圆珠笔芯,给两个最好的朋友写信:“曾觉得自己在社会的道路上正常地行驶,怎么会在无意中独自出轨?而最可耻的是如今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步进牢房……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

  有一次,他靠在墙上写了一封2万字的信,责问政府政策为什么有变化,“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写了四十多封信,寄给他能想得到的所有中央部门,但都如石沉大海。

  1984年春节很快就要到了,一天,他听到看守所的高音喇叭播送中央的最新一项政策,说的是搞活农村商品经济。“我感觉跟我这个有点对上了,我可能很快就会释放。”

  郑元忠紧盯着看守所的大门。

  平反,民营经济“井喷”

  1984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后,“八大王”重获自由,郑元忠重操旧业,“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随即诞生

  “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有人这样写道。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在1949年写过一部政治寓言小说《1984》,描写专制极权统治下人物的命运。1984年的中国,体制外的生命重又开始勃发,当新上任的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电器厂厂长张瑞敏规定职工“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时,北京40岁的工程师柳传志在一间小平房里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对深圳特区的指责仍沸沸扬扬,直到这年1月邓小平南巡后才暂时停止。2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继四个经济特区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开放,其中就包括温州。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新年第一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里面提到,“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对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采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办法解决;对思想上的问题,主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解决,都不可简单从事。”

 温州市委常委们正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传来一个消息:洞头县发生了一起“虾米案”,一些农民把渔村的虾米收购起来运到外地销售,被当成“投机倒把”抓了起来。市委赶紧给洞头县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这个事情触动了市委领导们,大家在讨论时认为,要贯彻、落实好一号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八大王”问题。

  “常委们边学习,边讨论,越来越觉得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对搞活流通、发展商品经济怎样看的问题。在‘左’的目光下,到处是投机倒把、洪水猛兽,但用唯实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这个案子,非平反不可。”袁芳烈回忆说。

  其实,早在1982年12月,袁芳烈在发现经济整肃给温州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之后,就组织召开了“两户代表大会”(“两户”指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宣布“两户”靠勤劳致富,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他们的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被认为是袁芳烈为“八大王”平反释放的一个强有力信号,由于抓捕“八大王”是省委的决定,他只有暗中发力,择机行事。郑元忠关押100多天而没有审判,据说与袁芳烈的态度有关。

  在袁芳烈授意下,由市政法委牵头,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全案进行复查。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中央精神。

  当夜,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在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之后,宣布为“八大王”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市委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勇于清“左”,坚持务实,敢于创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带领老百姓大胆发展商品经济,让党的富民政策在温州大地开花结果。

  据袁芳烈说,在此之前,他已要求法院对案件重新审查,“查清一个放一个,但做得比较低调。”先后已有5人出狱。

  1984年3月27日,郑元忠无罪释放。听亲友们说是中央一号文件救了他,他没立即回家,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

  回到家中,郑元忠才发现“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几个“大王”聚在一起,都劝他别继续干这行当了。但他不听,把水田填平了,重又办起开关厂。

 胡万昌说,郑元忠翻案对其他企业主影响很大,“就是说,没事了,共产党政策虽然有变化,但是还是讲道理的。就这样,柳市的低压电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6月,柳市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业人员逾5万人。

  这一年,温州开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到1985年,全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媒体报道后,也开始有了著名的“温州模式”这一说法。

  姓“资”姓“社”争论平息

  1992年小平再次南巡为这场争论画上句号,郑元忠也开始了二次创业,他说他的经历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温州模式”提出后的两三年里,据说有60万人前来参观考察,其中副省级以上领导就不下200人。因山路难行,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后被浙江省委紧急叫停。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议建立温州实验室,提出:温州的模式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一个重大的实验课题———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很快,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1986年即发展到1万多家。郑元忠也在这年把他的精益开关厂改造成股份公司,而且是乐清县股份制改造0001号许可证。

  但“姓社”、“姓资”的争议再次甚嚣尘上。一个“温州老百姓”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1989-1991年,中央为此三次派人前来调查。

  加上“温州货”成为假冒伪劣代名词,温州民营经济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拷问。

  1991年秋,39岁的郑元忠告别风云诡谲的市场江湖,只保留精益集团30%的股份,以最大股东退居副董事长之职,并以年薪50万聘请了一位总经理打理工厂,然后走进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了温大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的理由很简单:“小时候我的人生目标是,一定要上完大学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1992年,邓小平再次巡视南方,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胆大包天”的26岁温州商人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私营航空包机公司,正读大一的郑元忠也在筹划着第二次创业。

 1993年,郑元忠以2年时间学完3年课程,顺利毕业。他打破家族企业模式,邀请温州服装业少帅陈敏、原精益总管吴邦东组成“三剑客”,创建庄吉服饰公司。1996年成立庄吉集团。

  1998年,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他对媒体记者说:“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

  现在的郑元忠戴副金边眼镜,不再是当年那个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的“农民企业家”。他最大的爱好是飙车,常在无人的夜里,把他的宝马车提速到300多公里。

  他完全没有曾遭意识形态打压的阴影。他是政协常委,他喊出了“我要买下温州大学”的口号,他获得的承认接踵而至:十大风云浙商,中国十大工商英才,市劳模,省劳模……

  相形之下,与他一起被赋予过多时代特征的其他“八大王”大多沉寂了。王迈仟1995年因病去世。叶建华出狱后,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后来关门,歇业在家。郑祥青办了一家电脑培训部,每天跑步、爬山,生活规律。陈银松曾开有一家模具厂,后因右腿受伤停业,现在柳市经营杂货店。“五金大王”胡金林则跑去柬埔寨发财,据说拥有一个月利润6万多美元的水电站和15万亩的森林开发权。

  “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在他们身后,新一代的温州商人、中国商人茁壮成长,由了先行者不自觉的试验角色,后人才得予在更广大舞台上演绎得精彩。1982、1984年虽已远去,但人们从不敢忘记。

 郑元忠:从牢狱里冲出的温州模式(二)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413yy.cn/a/9101032201/218251.html

更多阅读

普洱:从茶林里长出的城市(2)

系列专题:普洱茶加盟  为了让这个等式深入人心,沈培平一手策划了让那些营销高手也不得不刮目的品牌传播方案,比如,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名字“思茅”改成耳熟能详的“普洱”,后者与普洱茶的紧密关系不言而喻。这些天来,让普洱人津津

做小商贩好么 卖菜小商贩开出11家连锁店(二)

  当然,卢旭东不会放弃这次到外国学习别人先进经验机会,两人在美国一些州区实地考察了半个月,收获颇丰。在异域芝加哥一处蔬莱基地,卢旭东真是大眼界,所谓的绿色食品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基地从选扯到蔬菜的培育管理以及配送等环节都有严

庄吉集团郑元忠:从逃犯到服饰巨头

郑元忠    作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代表,从“电器大王”到“投机倒把犯”,再到如今的庄吉集团老总,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曲折发展历程。  人物档案  郑元忠1952年8月出生,汉族,浙江平阳人,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现

袁晓凤:从山窝里掏出“金蛋蛋”的女人

袁晓凤是山区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她年轻时就发誓要从穷山窝里掏出“金蛋蛋”。她从梦想到奋斗成功,用了20年时间。她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今年41岁的她也被群众们亲切地誉为“从山窝里掏出金蛋蛋的女人”。    近日,从老区河南省汝

“庄吉”郑元忠:从逃犯到服饰巨头

作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代表,从“电器大王”到“投机倒把犯”,再到如今的庄吉集团老总,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曲折发展历程。   人物档案  郑元忠1952年8月出生,汉族,浙江平阳人,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庄吉集团总

声明:《郑元忠:从牢狱里冲出的温州模式(二)》为网友娛樂無極限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