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印象：
采访高文光，感觉与众不同。
一是高文光年近七旬，仍然主持着天津市文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董事长兼总经理，心气儿仍像小伙子一样。
二是高文光自称是外行，经营管理上用的多是过去“老字号”惯使的那些老方法，但仅20年，他就创造了一个拥有1千多名员工的企业集团。
三是尽管高文光自己已是一位老人，还是一个百事缠身的大老板，但他仍是一位孝子，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老孝子。
且说高文光是怎样的一位老孝子。
高文光有套好房子，在万科花园，但他不住，将近一年了，始终住回到老院儿那边——丁字沽一片旧得连个小区也没有的老楼里，因为他老娘在那。
老娘高龄88，是继母，40年前她进高家时，高文光早已成家立业了。但继母也是娘，老爹去世后，高文光一直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的后娘。
几年前，为让老娘享享福，高文光买了一套“别墅”。买前他特意把老娘拉去看房，征求老娘的意见，老娘咧嘴一笑说“好啊”，他才交了款。不想住进去老娘就变了卦，整天嘟噜着脸。高文光说：“住别墅了，您怎么反倒不高兴？”老娘说：“在这儿我成天光看车了，看不到人！那边多好，谁都知道我是高娘，我走丢了都不怕，还有人和我打牌。”得，老房子还没卖，搬回去吧，为让老娘高兴。
老院儿那边原有俩单元，把着一栋楼房的头和尾。老娘住东头儿，雇着俩保姆；高文光住西头儿，一个保姆也没用。老伴儿得看守着那边的“别墅”，儿女们各有家室，高文光独自一人住在几乎已被搬空的老屋里，干什么呢？只为守老娘近一点儿，老娘那儿一有“动静”，他立马就能赶到。这几年老娘光住医院了，曾有一年住了5回。尽管每回住的全是“高间”，还是把老娘给住烦了，她气狠狠地说：“再去医院我就一头撞死！”顺者为孝，高文光只好这么守在她身边。
每天，高文光上午去公司上班，中午吃公司的盒饭，然后回老院儿，先去看望老娘，问有事没有？再回自己那边休息和办公。老房子太旧暖气都不暖和了，冬天很冷，而且连张桌子都没有，写东西得坐着马扎、伏在床铺上。有人说：“干嘛受这罪？回老伴儿那边住着怕嘛的？一个城市里，有事儿打个出租不就过来啦。”高文光说：“不行，老娘已到说"走"就"走"的"时候"了，我不允许我，当老娘"走"的时候，我没在她的身边，我得给她老人家送终，这是人当儿的责任和义务。谁知老娘何时突然咽下这口气呢？我就得这么守着。”
为这，高文光最大的爱好——唱京剧的事也是好久没干了。票友们不断地招呼他：“来呀，唱几口儿怕嘛的？完事儿赶紧回去不就得了嘛。”高文光极其认真地说：“不行，我更不能允许我，老娘那儿咽气时，我正在别处美滋滋儿地唱着，那叫不孝，是人生最大的笑话。”结果高文光几乎是一年没唱了。
社会历来不乏孝子，但像高文光这般大孝之举，特别是他能奉继母如亲娘，实乃罕见，由此可窥高文光之人品。
本文拟写改革开放三十年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谈高文光的家事干什么？皆因高文光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二就是靠他严格地奉行了中华美德中“仁、义、礼、信”的四大理念。“仁义礼信”，好多人说话都爱扯上这四字。唯独高文光，当人们了解了他奉养继母的做法后，才会相信他说的是真话，相信他用那些怪异的管理办法居然能够成功。
记者：听说您起小儿经历坎坷，“经商”的年代很早，但却碰得头破血流，是吗？
高文光：我生于河北任丘，在农村里长大。1952年我来天津上初中，是因为我父亲的户口在天津，他在这里做生意。我倒霉的日子始于1957年。那年我只说了一句“这报纸上有些东西它不报”，就被一个同学举报给学校，说我“反动”。班主任、教导处主任、校长，全都找我谈话，我觉得我没错，谈什么？结果就认定我是不老实，开除学籍。
傻啦，一下子就傻啦！那年代，开除学籍，对一个学生来说，跟天塌一样。因为那时就业，全靠毕业后国家分配，你连学籍都没了，谁给你分配工作？但我那脾气，不求你，开除就开除，不信能饿死人！我就自谋生路了。也好，半年后就是“反右”，好几位同学成了“右派”，亏我离开了学校，不然“右派”的帽子肯定少不了我的。不过没有工作的滋味也实在难受，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想象不出那时你在社会上独自谋生的艰难。
那时河西区尖山、解放南路那边都是苇子地。赶包粽子的时候，我去那儿劈苇叶，打成小把儿，蹲路边卖，赚个毛儿八七的小钱儿。但卖不上一会儿，就有人来逮你，说你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逮着了统统没收不说，还得“批判”和“教育”你。小买卖做不成，想办法找了个工作，在李七庄那边一个国营养鸭场上班。那地方太远，去那儿得倒三趟车，下车再走半小时，工资少得可怜，养不了家。当时社会上有给场里提供浮萍的，一种水草，可做养鸭的饲料，拿网在坑里一捞就能卖钱，而且一天就挣十来块，是我半月的工资。我想这活儿我也能干呀？不就是骑辆大水管车，起早贪黑地卖力气嘛。我干！领导说：“你干，得先辞职。”辞就辞。不想我这儿一辞，他那儿变卦了，说：“凡本场辞职者，售浮萍一律不收。”并说这叫打击“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
工作玩儿完了，又得自谋生路了。我卖过冰水，卖过瓜果跟蔬菜，泡黑市倒卖票证，什么“粗的、细的、全国的”，“粮的、油的、工业的”……能干的行当全干过，但就一样——跟做贼一样，被人追得到处跑，整天鬼鬼祟祟的，活得跟坏人一样，没地位，挣点糊口的钱，心里不舒服。
最后我干拿线换袜子的小生意。那时物资匮乏，工厂织袜子缺线，老百姓手里有线——凭本供应的线，用不了的就都存起来。我先到工厂那儿，以三把儿线换一双袜子的“价格”换出几双袜子来，再走街串巷从老百姓那儿每双袜子换回五把儿线来。这交易老百姓高兴，我也高兴，赚了两把儿线，“利润”超过百分之六十。我背着个包袱，天天“有线换袜子”地吆喝着，多少赚了一点钱。不想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突然来帮抄家的，把我所有的“商品”全都没收了，一下子赔个底儿掉。
那是1963年，我成家、孩子都有了，我拿什么养活家人，这不是绝人生路吗？我脑子一蒙，夜晚就上了火车，去北京，去找苏联大使馆。那时傻，就想你这儿把人逼得找不着道儿了，那我就到国外去看看吧，听说苏联那边比这儿强，就想去和苏联人商量一下，能否让我去他们那边工作去？岂知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我这一步纯粹是自取灭亡。
到北京后，转悠一夜，找到苏联大使馆。没等我走到苏联大使馆门口，就有一个中国人突然过来一搂我肩膀，把我“请”进路边一座小楼。随后就是审讯，就是天津公安把我押回天津再审讯，接下来就是处理。按说没进去应算是“未遂”，“未遂”也不行，有那想法儿就是“犯罪”。结果我被打成“政治犯”，予以双重处罚：“劳教三年”、“管制三年”，送天津板桥农场执行。就这样，后来我还得谢天谢地呢，因为那时“审判官”们要是稍微再“左”一点，杀头的可能都会产生，幸亏他们同情我，看到我确实是没了饭吃。
说到这儿，咱现在返回头去认真看看，中国改革开放前，你想做点生意、搞点经营有多难？想碰嘛，就碰你个头破血流。
记者：听说后来您又成了农民，还干过乡镇企业，那时您觉得怎样？
高文光：劳教结束后正好赶上“文革”，一纸“劳教结束人员全部留场工作”的文件，让我又在板桥农场里工作了几年。1970年，中苏要打仗，城市大搞战备疏散，像我这样的，本来就是来自农村，又被“劳教”过，自然是被疏散的对象，于是我又回到河北任丘老家当农民，种地、赶大车，以为这辈子就算是和城市“拜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