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87年3月，地处宁波湾头的通久源轧花厂正式开工，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企业，同时也是宁波第一家近代工厂。该厂的创办人名叫严信厚，其老家在现属浙江宁波江北区庄桥街道的费市村，他不但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批工厂，而且还曾参与和创办过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和第一个商会，在“宁波帮”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一位开创局面的人物。
善画芦雁图带来的机遇
严信厚的父亲严恒，字笠舫，号石泉居士，曾结合七巧图及书法艺术，独创了“七巧书法”。所著《听月山房七巧书谱》自序“七巧书由来”及书中文字的笔画，均用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七巧板木组成，确实相当少见。此书装帧考究，印刷精美，成书于清咸丰丁已(1857年)，刻于光绪壬辰(1892年)，内容有古诗、古句、二字对、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六字对、七字对、八字对、不成句字，著者族孙、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撰文并书跋。这似画如字的七巧书谱，扩充了七巧板的表现空间，可谓是天衣无缝，令人称奇。
严恒还著有《听月楼诗钞》，由严信厚校对后于光绪壬寅年(1902年)九月在上海石印。曾任吏部尚书的书法家奎俊题写书名，著名书画家汪洵署检。严恒工诗词，善画芦雁。惜其书画作品现仅可见其1855年春所书陆次云登岱句：“ 海吸长河远，天包大地圆。”其子严信厚在此联旁特意注明：“先大夫笔墨流传甚少，是联得于兵燹之余，不啻凤毛麟角矣，书以志感。庚子(1900年)冬日男信厚谨识。”
严信厚早年就读私塾，受其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也爱好书画，常临摹名家书法。他先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学业，1 7岁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当学徒时，刻苦学习英语、古典诗文，特别钟情于书画，深得芦雁大师边寿民的真传，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去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他通过勤学苦练，亦工书善画，画以芦雁沼泽名，临边寿民法，有生气。曾作《题画芦雁》诗云：“暂依秋水宿汀州，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胡雪岩收到他赠给的自绘芦雁折扇时，赞其“品格风雅，非市伶比也”。1872年，胡雪岩特将严信厚推荐与当时正督军镇压捻军的李鸿章。李鸿章即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后又保荐其为候补道，加知府衔。严信厚曾负责督销长芦盐务，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随着交往日广，财富日隆，严信厚的经商理财天资得到充分发挥。他还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聚大量家财。其后他将上海寓所定名“小长芦馆”，并纂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以志其早年发迹于长芦。此外他曾编辑过《七家名人印谱》和《秦汉铜印谱》等书。
创办我国首家机器轧花厂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由严信厚集银5万两，在宁波北郊湾头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正式开工，它不仅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工厂，也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
宁波是浙江省最早的商埠，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弹花、纺纱、织布等行业均较发达，“机杼之声，毗户相闻 ”，是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对外开放，西方传教士、商人接踵而来，洋货洋布充斥宁波市场，一斤洋纱几乎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使当时的宁波“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集资5万银两，把地处北郊湾头下江的一个原来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称“通久源轧花厂”。该厂使用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是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轧花厂内建有洋式砖楼，内设轧花间、晾干间、打包间及办事处等。轧花间内安装有40台日本新式大踏板轧花机。全厂有工人三四百名,并聘用日本技师指导生产。厂里每年从慈溪、余姚等产棉区收购大批籽棉，轧成布棉，大部分运往日本。1888年8月4日的《捷报》曾提及此事：“这件事有它的重要意义。……输进的是一些较大的机器与发动机器的蒸汽所需的锅炉和发动机。……它将是中国为工业制造而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巨商富贾集资45万银两，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使轧花、纺纱、织布相连为一，但仍以纺纱为主，亦称通久源纱厂。该厂有工人1200多人。这家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的纺织厂投入生产后，年产棉纱1.1万件，成为洋布的有力竞争者。1894年11月16日和1895年4月26日的《捷报》称宁波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建立，“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该厂还取得一项特权，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 元“厘税”后，可免除每担7钱(关平银)的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出口。于是“龙门”牌棉纱畅销宁波，绍兴、温州以及福建各地，生意畅达，获利甚丰，厂内设备也陆续增加，几年后又扩大了6000枚纱锭。1917年该厂因清花间起火，全厂遭焚。次年，宁波和丰纱厂以24万元的高价，把远在几十里路外的通久源余烬连同以前用来“包围”和丰的90亩地皮一起买了下来。
轧(棉)花是纺织业的先行，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开办后获利颇丰，影响所及，在上海先后设立有棉利轧花厂 、源记轧花厂 、礼永和轧花厂等。1897年，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建成投产，与宁波通久源纱厂并称“三通”，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三家民族近代资本工厂。以严信厚为代表的宁波帮企业家开始在家乡创办通久源轧花厂等首批宁波近代企业，从而开启了宁波经济发展的近代化之门。此后，大批宁波帮企业家纷纷仿效“通久源” ，在家乡投资兴建了一批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和金融、保险、交通、轻纺等企业，大大促进了宁波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历程。
上海总商会的首届总理
严信厚在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兴办方面，亦有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他曾在天津开设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了著名绸缎庄老九章，并在天津设分店，久负盛名。他在天津估衣街开设的物华楼和老九章绸缎庄分店，为当时津门首创，吸引了许多顾客，营业十分发达，开办十余年间，积资以巨万计。1905年他在上海创办同利机器麻袋厂，参与创办上海中英药房和华新纺织新局，并投资于造纸厂 、自来水公司、麦粉厂 、榨油厂 、内河轮船等工业交通事业，还曾投资兴办锦州天一垦务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
严信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银为100万两。源丰润票号信用颇高，资力雄厚，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设立分号，票号曾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他创办或投资的钱庄还有上海恒隆、德源，杭州寅源、崇源，汉口裕源，兰溪瑞亨、宝泰，金华裕亨慎和宁波的信源、衍源、永源、五源、泰源、鼎恒、复恒、泰生等等。为打破当时外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他发起创建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引进了国外金融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于1897年任该行第一任总经理、总董，并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他曾长期担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在1898年的四明公所血案中，为抵御外侮而据理力争。
在近代中国，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1902年，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组商会。他认为创立商会“为华商生命所系，集帮商，排众难，期必成”，为此花费很多精力，以自己在上海商界的社会地位和号召力，奔走呼号，联络上海各业商人，并亲自筹垫款项，在南京路五昌里租赁一处房屋，以做聚会之所，还制定了“简章六条”，于当年2月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严信厚被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委任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任总理。该所为国内首创，在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故有“第一商会”之称。 190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由会议公所筹款12000两作为经费，并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他又担任第一任总理。
发起创设宁波储才学堂
严信厚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开拓者，在多年金融、工商活动中，把大批宁波籍人士吸引到自己周围，为“宁波帮”从一个旧式商帮转化成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是“宁波帮”的开路先锋。这位宁波商帮先辈致富之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培养人才和兴办教育亦卓有贡献。曾捐巨款修筑天津塘沽铁路和宁波铁路，对浙中、安徽、山东等地赈灾都曾捐款。曾在天津建立浙江会馆，在上海办仁济、广益、元济诸善堂，还捐置田97亩、庐舍18楹、银500 0元设立浙江富春义塾等。
严信厚曾捐资在宁波设清节堂、仁安公所。在家乡费市举办养正学堂、芝秀义塾、芝田义塾等义学及芝生痘局等医疗机构，使族人和姻亲邻里的贫寒子弟得以免费求学看病。他捐产(土地、房产和现银)赡族的资金，据《严氏寿芝山庄公牍章程汇录》记载合计为银4万两。现今江北岸外滩的严氏山庄，位于扬善路1号，曾作为寿芝山庄出租房，以租金收入接济有困难的严氏族人。严氏山庄内有铸铁栏杆、水泥立柱和扶手，还采用了石膏装饰顶棚，而门窗上的如意纹等又是细腻的传统工艺，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现已按原样修复并列入宁波市级文物保护点。
1897年，严信厚与宁波知府程云俶等商议，决定设立中西式的储才学堂，次年正式开学。学校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办学宗旨，弃旧科，立新学，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开设了格致(理化)、数学、译学(外语)等课程。由慈城名儒杨敏曾先生任监堂(校长)兼总教习。在第一批进校的学生中，就有尔后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的北京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何育杰教授，爱国诗人、曾任《天铎报》主笔和北大教授的洪佛矢，北大教授叶叔眉，南社诗人费公直，民国时期曾任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等人。储才学堂1904年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今宁波中学前身)。承徐景灿老师、谢永刚先生、王雷先生惠赠有关照片、资料，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