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炯:为中国金融改革而生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出生在安徽省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游击区为新四军送信;建国后,他在安徽省从事财政工作多年;实行市场经济后,他先后在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总署等机构任职。

 如今,76岁的他仍活跃在金融领域,他每次发言仍然是媒体追逐报道的焦点。

  他,就是第二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1995年5月,在周道炯主席主持下,证监会拟出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发展规划草案》。这份未曾正式下发的规划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包括: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

  当时,这一文件虽未正式下发,但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汇报,并且支持证监会依照这一文件推进实际工作。

  2009年春节前夕,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17层的办公室里,第二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专访。

  “人在逆境中不要气馁,在顺境中不要忘乎所以。”时光越过40年后,周道炯对“文革”受冲击和1969年全家下放农村时的这句内心独白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这种坚持和乐观,这种百折不挠的生活态度,使周道炯永远保持着年轻。60岁的周道炯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人物,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拓者,皆源于他的年轻心态。改革,是他生命的常态;他是为改革而生的人。

  从新四军交通员到财政专家

  1933年,周道炯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小村子里。“我在安徽生活工作50多年,其中17年在农村。”回首自己早年间的经历,周道炯认为安徽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946年,周道炯读初中时,因患血吸虫病辍学在家。治病期间,他一方面帮助父亲干些杂活,另一方面坚持学习。在治病这段时间,他几乎阅读了当时村里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我文化水平不高,中学没毕业。但我的自学能力较强,很多知识全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周道炯坦言。

  在周道炯1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道炯所在的村子成立了农会,他担任农会交通班的班长,为新四军游击队送信。这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发端。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5月在歙县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周道炯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1年9月被调到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1956年,又被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先在《安徽财政》内部刊物担任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周道炯历任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直至省政府秘书长。这位交通队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十分成熟的财政干部。

  回顾自己在财政岗位上的工作,他用五句话来概括经验:要敢于讲话,要讲真话,要出于公心,脸皮要厚,肚量要大。

  “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

  在安徽省财政岗位上,周道炯整整工作了33年。1984年底,51岁的周道炯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此后的10年间,他见证了建设银行的诞生、起落和发展的所有历程。

  “建设银行取得重大改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谈起建设银行,周道炯如数家珍。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银行应该起到杠杆作用,不光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建设银行上下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为人先。从作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中心的安徽省走出来的周道炯,历史性地担任起建设银行从“财政出纳”向“银行”转变的领军者角色。

  “建设银行过去名为银行,但看不到钞票,与老百姓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当时,很多外国人不清楚中国建设银行是干什么的。我有一次出国访问,翻译把建行译成‘中国建筑公司’,说‘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了。”讲起这段笑话,周道炯感慨颇多。

  在周道炯带领下,建设银行开办现金和居民储蓄业务,从1986年开始,建行开始拓展国际金融业务。1986年,先在深圳、珠海、厦门开办外汇业务。这打破了建行成立以来只办理内资业务不办理外资业务的局面。

  从1987年建设银行开启第一个大型海外融资项目——在国家计划外为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进行海外筹资之后,一大批项目陆续接上,建行逐步走向国际金融市场。

  截止2008年底,建行已在海外设立7家分行和3家代表处。建设银行作为在海内外上市的现代化国际化商业银行,总资产已达7万亿元,员工超过30万。

  “要敢为人先,出问题我负责”

  1985年,国家在全面推行“拨改贷”的同时,利用吸纳的存款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建设银行由此成为国家专业银行。

  1987年,建行又向“真正的银行”迈进了重要一步——发放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原来,由于国家规定建行不准对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基建项目在建时,由建行拨款(后改为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建行就退出,转由其他银行贷出流动资金。当时,建行人因此感叹“为他人做嫁衣”。1988年8月,时任国务委员、人行行长的陈慕华支持建行开办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试点。从1987年,建行开始全面从事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到1993年,仅用7年时间,建行就向7万户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467亿元。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要住房到建行”这句广告词可谓家喻户晓。1986年,建行率先开展房地产贷款和住房公积金业务,支持和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到1992年底,全国有30多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1687个县(市)委托建行办理房改金融业务。建设银行也成为了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先行者与创新者。

  周道炯并不满足于在当时已很有规模的住房金融业务,而是抓住时机进行混业经营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建行就遵循“一业为主(银行),多种经营”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建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房地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以及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和新加坡财务公司合资)、友联国际租赁公司(与日本野村证券何三菱公司合资)以及参股香港嘉华银行和大新银行等,为国际化和集团化奠定了基础。此前,还承办组建了中国投资银行,负责办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

  “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就大胆地干,要敢为人先,出了问题我来负责。”这是周道炯经常对下属说的一句话。

  “回首过去30年走过的历程,作为建行人,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没有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周道炯满怀深情地对记者说。

  对于建设银行走过的改革道路,周道炯感触最深的、谈得最多的就是“不失时机”和“锐意进取”。作为改革者,他总是敏锐地抓住时机,大力推动改革;而他又总是强调自己担当风险,鼓励下属往前冲。建行才从财政出纳转变为专业银行,从专业银行发展为符合市场需要、按照商业规则运作的大型商业银行,周道炯的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60岁当上“救火队长”

  1992年,震惊全国的深圳“8·10”股票认购证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加强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并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周道炯当时被任命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证券委任上,组织起草出台了国务院6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及第112号令《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两件是当时扮演中国证券市场法规的重要角色,对推动证券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1995年3月的一天,62岁的周道炯突然接到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的任命。当时的证券市场可谓多事之秋,临危受命的他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证监会主席任上的近3年,他被誉为“救火队长”,扑灭了证券市场大大小小几十场的“火灾”。这3年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上任之初,周道炯处理的第一个棘手事件就是“327”国债期货事件。当时中国证券界的头牌券商——上海万国由于判断错误,在国债期货“327”品种上大量做空,以至面临巨额亏损。2月23日,上海万国违规操作,在收市前8分钟,抛出1056万口327国债期货卖单——相当于“327”国债发行量的3倍多。市场顿时一片混乱。该事件引起集体上访。顶着巨大压力,5月18日,周道炯奉命主持关闭了国债期货交易,并通过协议平仓的办法使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平息了“327”国债期货事件,又发生四川长虹法人股转配红股违规上市事件。在周道炯主持下,该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此后,琼民源欺诈上市案爆发,周道炯再次主持“灭火”。

  在周道炯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查处违规案件上百件,其所背负的压力异常沉重。集体上访、扬言集体跳楼、证监会被围攻,甚至扬言要炸证监会等事件层出不穷,周道炯戏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

  也正是周道炯的一次次成功“灭火”,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磨难中不断成长。谈起当年工作,周道炯对股民的千般心态感触良多。

  “1995年我上任后去上海调研。第二天上午,上海证券部门的张宁主任来向我汇报工作,由于着急闯了红灯,被警察拦住。他向警察说,中国证监会主席来了,我要去汇报工作。警察惊问,是周道炯来了?确认之后,马上放行。”

  还有一次,周道炯到医院看病,大夫看着他的化验单说:“你怎么叫周道炯呢?”周道炯回答说:“我就叫周道炯啊。”当确认面前的就诊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后,这位大夫开始讨教起炒股经来。

  周道炯说,这也是由于当时行情好,交警也是炒股股民,如果行情走低,亏了,也许就不是这样的“待遇”了。

 周道炯:为中国金融改革而生的人

  前瞻性的发展规划草案

  为促进证券市场各个主体规范运作,周道炯带领证监会一班人大力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在他任上,草拟出了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草案。

  刚上任证监会主席不久,周道炯强烈意识到证券市场存在的政出多门、事权不统一这个突出的体制性矛盾。9个部委都对证券市场有管理权,而证监会是事业单位,无行政执法权,有案难查。证券、期货交易所则归地方政府管理。

 在他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后不久,证监会收回了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全国各期货交易所的管理权和干部任免权。中国证监会对交易所实行垂直管理,为1999年实现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在他上任后不久,证监会就拟出了一份《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发展规划草案》。这份未曾正式下发的规划提出了九条措施建议,包括:建立统一市场法规体系,争取尽早出台《证券法》;建立统一的市场管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建议国有股与法人股逐步上市;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如培育发展投资基金;建立证券市场融资机制;逐步降低市场税费水平,完善税费制度等内容。以后的市场发展实践证明,这一规划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其中的很多条款已经都开始实施运行。

  当时,这一文件虽未正式下发,但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了汇报,并且支持证监会依照这一文件推进实际工作。

  1997年,当中国宏观经济得以成功软着陆的时候,周道炯担任证监会主席的“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同时结束。他在1997年6月的离任大会上,对继任者周正庆说:“我在‘火山口’上坐了快三年,现在还好,安全着陆了。现在该你去起飞了,我相信你比我飞得更好。”

  一定要对资本市场树立信心

  谈起中国资本市场的下一步发展,周道炯表示,我国资本市场从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具有“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并且这一特征还将持续一个时期。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是客观的和正常的。证券市场有投机是也正常的,没有投机就不叫证券市场了。加强和完善监管要一步一步来,有些必然的过程一定要经历。

  他强调,一定要对中国资本市场树立信心。要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经过近20年的探索发展,正逐步走向正轨。一定要重视并发展虚拟经济,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海啸对虚拟经济产生怀疑,要从中汲取教训来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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