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晨汽车创始人仰融:我想回来(一)



  为仰融提起的笔很难落到纸上。这个52岁的男人的身上一直有太多的争议与谜团:昔日的亿万富翁,2001年凭70亿身家排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华晨汽车的创始人,为中国运作第一只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凭借资本运作,打造出一个总资产高达30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戴罪者”,2002年被辽宁省公安部门批捕,同年出走美国……

  6月23日下午,仰融从美国洛杉矶住所给本报打来越洋电话,向本报透露:尽管他人还没回到中国,但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已经铺开。他坦言,从情感上来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仰融无疑是一个在中国汽车界以至更广阔商圈的符号性人物。有关仰融的故事很难以有限的篇幅说清,哪怕只是勾勒一个顺序的轮廓。

  还在辉煌期,仰融曾评价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转折:其一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盘的“华晨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其二是1995年1月,华晨接管“金杯客车”管理权;其三,1999年,收购申华实业,更名上海华晨,后转换为“申华控股”。

  那时的仰融显然无法预知更大的人生转折还在后头。2002年,无论对华晨、还是对其个人,都堪称最剧烈的跌宕之年。

  在仰融身上,附着了太多时代色彩。仰融的人生是大人生,有仰融这样的人物集群参与构筑的时代是大时代。马胜利,牟其中,史玉柱,赵新先……以他们为典型个体,呈现的是一种因时代大开大阖而簇集疯长又异化消亡的宏观生态。

  在那群人的创业路上,留下了太多时代的印刻:股市风潮,下海经商潮,企业改制转轨,非公经济开闸,轿车进入家庭,中外合资开启,以及那些难以说清的企业“原罪”……

  翻开前事,仰融的沉浮逃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用典。曾在体制嬗变的接缝中如鱼得水的仰融,也最终在腾挪跳跃至正酣时,出现了人生大转折。

  可以想象仰融2004年读到郎咸平关于解决民营企业家原罪“出路”的文章时的激荡心情。郎咸平有关对企业家“要约束更要保护”的见解,肯定让仰融认为找到了知音,遂决意委托郎作为独立第三方,代为处理其与辽宁省政府之间的产权纠纷。

  世间事,不可逆,无也许。但我们不妨在此假设一下:如果仰融不移爱宁波,华晨汽车将会“出落”成何等花样年华,未可知;围绕罗孚就不会有后来的上南争夺,罗孚或许就不会破产;雷诺也许不至于今日还伶仃在中国国门之外;丰田在中国可能就不会只有一汽一个合资伙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没准已经搭上了销往欧美市场的滚装船……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仰融若没有在2002年出走美国,或早已迷失在自己设计的、忘乎所以的资本迷宫,沉沦于华晨系野心难抑的膨胀与妄诞中,崩塌得也许更为惨烈。

  或许,再过若干年,仰融会感激这七年的去国生涯,真正解脱命数中的悲喜纠结。而眼下,仰融的全新转折正在临近。

  6月23日下午3点,是美国时间的子夜零时。电话那头的仰融显得既急迫,又宽容。三个小时的对话中,他几乎没有使用一个否定的词汇。“对,是的,可以,没问题,我会随时配合你们。”他的专注力让人相信,他一定是想好了一切,才会如此通畅地应对所有问题,将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

  对话依自然逻辑,基本上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始于7年前的那场纠纷的说明,言语间充满了释然与从容。他说,我已经撤销了全部的相关诉讼。他认为凡事都要展望未来。“水落石不出,对事不对人。”这十个字他重复了七八遍,并进一步表达不再做任何计较的态度。他将辽宁省政府比作了“家长”——无论是非对错,父母打了孩子,于礼数而言,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在稍后谈到在中国重启汽车蓝图、涉及国内合作方等问题时,仰融直言,“如果我能选择,选址首选辽宁,合作首选华晨。”

  第二部分是整个采访的核心部分,事关仰融回国造汽车的宏图大业。在这里,他惟一一次修正了记者的用词,“用‘复活’不妥,说‘重出江湖’比较准确。”他表示,近一段时间里,他精心组建的“正道汽车”管理团队已经在国内各地做了大量调研。一切都为了实施他花了两年多时间酝酿筹划的全新宏大计划——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展开,先期整车制造总产能将达400万辆,发动机600万台;在美国已获批生产基地3万亩,并在10年内减免税费;在中国选址问题上,已有5个城市在谈。他对中国意向城市承诺8年内实现300万辆产能,1万亿产值,1000亿利税,10万人就业,人均年收入10万元。他一再表述自己此番“归来”的高新境界,要以最前瞻的全球化视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造拥有最先进技术和最具规模收益的汽车,绝不会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此中国汽车才能实现飞跃甚至颠覆全球产业格局。

  第三部分涉及更多的是仰融个人的思想空间和内心世界。他反复强调,全新开启的人生道路,要着眼于人类未来,要毕生推动中国汽车业以及工商业的跨越发展。

  也有人遭逢仰融曾经的人生变局,更多的不是沉沦就是变得愤世嫉俗,他如何能够守持信念,重整人生,起头再来?仰融说,有种恶劣的思维定势我不同意,成功99次是理所应当,失败一次就遗臭万年。他自认人生正值壮年,还有许多事要做。他说,眼下最想做的是,当正道汽车项目在中国内地启动奠基的时候,能到现场去扬一锹土。

  仰融说,“我是中国人,心里有至死也打不破的中国结。不过,我现在的眼界更高更阔了,想中国的事,做中国的事,都要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去谋求和实践。现在我尤感迫切的是,今天以前,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

  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仰融化身为一道压抑已久的洪流,只为今天找到一个管道倾泻而出。三个小时的电话访谈,仰融似乎意犹未尽,仍有太多无法道尽的块垒心结留待舒展。

  无论对错,父母打了孩子,都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

  经济观察报:你这7年都在干什么,跟国内怎么保持联系?

  仰融:这7年里,我前三年半基本上都是在办官司的事。

  经济观察报:那个官司现在怎么样了?

  仰融:我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但后来我们主动撤诉了。说我携款外逃,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毕竟已经审查了这么多年。

  我本身是不想告的。我只是想借诉讼来证明我没有问题。目的不是非要赢这场官司,非得要赢回这笔钱。我曾经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如果拿回来钱也会捐给慈善机构。我本人诉求的不是这笔资产,而是要证明一下这个项目是谁投入的。我就是这个诉求。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这7年多还没有结果?

  仰融:这是由专案组调查的,如果有的话早就应该有结论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为什么要主动撤诉呢?

  仰融:我本还有机会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但是到了最高法院,就不只是经济问题那样简单了。

 华晨汽车创始人仰融:我想回来(一)

  当时,我从国内出来有一个前提:我家在美国,我的小孩、我的太太都在美国。在沈阳搞合资的时候,我也是作为香港的外资公司入伙的,而不是中资公司,所以我是回家,不是逃。

  今后我要回到国内也不是想打官司,我不会再去较这个劲。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离开华晨的时候,华晨的账上还有十亿元的现金流。

  仰融:在沈阳和上海的账上一共有四十多亿,光是上海的账上就有十几个亿。我没动过,我还是很公私分明的。

  我要证明我没问题,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不了解情况的民众说我是贪官。我本就不是官,而是个外商。

  经济观察报:那你是想让地方政府承认自己当时有失误吗?

  仰融:我没有这个要求。我多次表示过我的态度是“水落石不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母打了孩子,无论对错,也不该拗着要求大人给孩子道歉,凡事都要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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