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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大师教你看大势》
尽管他的金融事业如日中天，但是索罗斯从来没有放弃他想要成为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在随后的25年里，统治金融和经济的意识形态在索罗斯看来就像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里所抨击的那种政治模式。由于他具有与生俱来的怀疑主义态度，而这又经过他的波普尔主义思想武器的磨炼，索罗斯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投资策略，这种策略使他的投资操作完全就像是无神论者在一片满是宗教白痴的沃土上冷静地纵横驰骋。 货币的教训 肯尼迪的成功当政带来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的第一波浪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建立战后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至少有几位经济学明星在肯尼迪的政策讨论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全部都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其中有四人来自哈佛大学。他们提出的最主要的斗争诉求是“让这个国家再次转动起来”，或者说是加速经济的增长。肯尼迪自己对经济的把握能力是非常弱的，所以他期望这些经济学家能够让这一切都梦想成真。 这次试验似乎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功。《时代》周刊把肯尼迪选为1965年的封面“年度人物”，而它的刊首文章则在为“新经济”欢呼。它热情洋溢地说，肯尼迪的经济学家们“熟练地应用凯恩斯的思想，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几项发明，使这个国家实现了第5个年头的持续增长，并且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带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涉及产业范围最为广泛的繁荣时期”。当然，这是一种假象，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崩溃期间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分崩离析为这个说法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新凯恩斯主义倒台后留下的思想真空马上被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精神继承者所传授的货币至上的自由市场主义所填补。他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干预行为的偏袒只会对市场自己得到最好结果的自然趋势进行干扰。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减少或者取消对资本和税收的市场监管，限制政府的规模，将政府的金融角色限定在提供建立在公式管理基础上的稳定的货币增长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