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大师教你看大势》
索罗斯指出了信贷繁荣的三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原因就是各中央银行无条件吸收其下属银行坏账的没有明说的承诺。政府暗示性的“卖空”行为是典型的道德风险，它鼓励轻率的借贷行为。第二个原因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出现的时间要稍微靠近现代一些。贸易扩展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发展中国家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意愿，使美国可以持有金额非常庞大的国际账户赤字。（索罗斯觉得非常不舒服，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居然是最大的债务国。）第三个基本的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自1980年以来实质上的缺位。 他承认，银行由于潜在的坏账，在面对政府的卖空行为时没有任何的退路：“让我们正视它：当金融系统岌岌可危的时候，政府必须屈服……（所以）提供信贷的机构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它们获得了政府的保护。因此，它们必须为此买单”——这意味着对杠杆水平和资产质量更加紧密的控制，以及更低的利润和红利。 索罗斯建议对于国内金融监管可以不用进行太多的创新。对于杠杆水平要严格控制，特别是对于商业银行，并确保所有的问题都能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特别要严格禁止银行涉足那些连它们自己的高级经理都搞不懂的票据业务，这可能会包括过去几十年中金融创新的大部分内容。用索罗斯的话说： 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反对我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我是市场一员，我痛恨官僚的限制。我力图在他们周边找到我自己的道路。比如，我控制由我提供顾问服务的基金的数量，这样我就不用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去登记。但是我真的相信金融市场是天生就不稳定的；我也认识到监管天生就是有缺陷的——因此，稳定最终依赖于市场和监管者之间的那种猫捉老鼠的游戏。鉴于存在不称职的监管者，收窄金融创新的范围和减少其所占比例确实有很多好处。
他把最近大多数监管失败归因于那种坚持认为市场按科学规律运行的观点。“货币主义者的错误，”他说，“在于相信如果你监管货币，那么你同时也在监管信贷。这是错误的。采用杠杆或者去杠杆化的意愿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你必须得把货币和信用票据分开来单独考虑。”关于网络泡沫，他说，这是一个“股票的泡沫”。监管当局应该通过降低新股的发行速度来进行干预，他相信，这一点美国证监交易委员会能够很容易地办到。他说，在市场效率理论出现之前，监管机构可以通知银行削减建筑贷款或者收紧消费信贷。“通常它们都是错的，但是它们知道它们可能出错，如果这样做没有效果，它们会改变做法。我认为这样会更好。”卖空过程中的上涨原则，他说是一个“非理性的理性原则”的最好例子。“这或许在逻辑上讲不通，但是确实有效。它们应该重新启用这种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