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申奥成功，一些人认为北京的商机就出来了，动了北上首都的心思；上海申博成功，又有一些人想到长三角。广东却好像找不到吸引人才的契机了。
“北京是创业者的温床，上海是打工者的天下”？ 吴焰（本报华东分社记者）：又到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与往年一样，热点区域仍很集中，以北京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成为大学生创业重要的聚集地。 选择上海的理由，有一条受认可度相当高：这里经济走势持续稳健，商业流程成熟，法治化意识及规则意识强，工作生活比较稳定。不过，很多人也指出：恰恰是由于工作过于稳定，这个城市缺乏冒险与创意。 不少在上海工作、创业的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在上海，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其实比就业难。上海无疑给许多人的传奇发达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平台，但很多人的“创业”，更多是在一家大公司里获得不断提升的职位与薪水。所以有一种说法：上海大量“生产”的是经理级人物，就是不大“制造”老板。所以一部《杰克·韦尔奇自传》，在上海卖得最火，因为这是一部如何做高级职业经理人的“秘笈”。 韩建清（本报华南分社记者）：广东也许更适合青年学子创业。如果说当年更多靠的是政策优势、地缘优势，那么现在，人文环境的因素表现得更为显著。比如，敢为人先、求真务实、灵活变通、包容、高效……而且，在我看来，现在选择广东的人，其目的跟以前不一样，过去更多是冲着“发家致富”而来，现在则是为了“干一番事业”。 广东人务实是出了名的。远的不说，就说这次抗击非典吧，广东出了个名人———钟南山。他不仅医术好，更用广东人特有的方式对“政治”进行了一番引起反响的解说。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对我们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我想搞好业务工作，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从这可以看出广东人的一些特点。 此外，广东人发家致富、做小老板的意识挺强。前几天广州市统计局刚完成一个万户居民调查，结果发现：约三成市民有自主创业愿望。在这样一个浓浓的氛围中，大凡有点抱负的人，岂能将创业置之度外？ 施芳（本报教科文部记者）：听过那种说法吗：“北京是创业者的温床，上海是打工者的天下”？北京的发展机会，是其他任何城市难以比拟的，“首善之区”嘛。虽然有人说，北京做生意要讲“关系”，但在e时代、新经济下，北京那种淡化工业、重工业，重环保，高科技发展极为快速的特点，加上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也常与此相关，都非常利于个人创业。 CBD、中关村更是激发起无数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前不久，美国《新闻周刊》选出了全球新兴的8个“文化圣地”，中关村名列其中。报道称，中关村是“一个高新技术的孵化器”，平均每天有8家高科技公司诞生，创造技工贸总收入5.2亿多元！而总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CBD，集中了北京70％的涉外资源。
有一位叫姜晓丹的年轻人，是清华创业园第一批创业者，目前是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裁，公司资产已达5500多万元人民币。可以说，仰仗着北京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像姜晓丹那样的年轻大学生成就了自己的梦想，也吸引了更多学子来造梦。 谁的门开得大 树立新的城市精神，这与创业环境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对环境的推动作用，也许超过了那些有形的政策 吴焰：国务院日前发出一个通知，称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1年内免交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最近上海方面也宣布，将制订落实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毕业生自主创业。这一方面表明，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也说明，自主创业将成为重要渠道。关键是，目前各地的创业配套政策，是否到位？ 施芳：依我看，在相关政策的实施及其配套上，北京做得不太好，让那些想为人先的创业者束手束脚，迈不开步子。 比如户口，这是许多毕业生考虑较多的一个问题。北京是一个户籍制度管理严格的城市，没有北京户口意味着不能买经济适用房，不能买车，孩子上学得交昂贵的借读费，甚至不能用全球通手机。有人统计，在北京海淀区这个高科技企业汇集的地方，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生在打工。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时常挂在北京人嘴边的一句话。为着北京的长治久安，所以政策宁可保守以求稳当。北京的创业者们看着上海、广州等地灵活多变的政策而求之不得时也心生抱怨，而别人常提醒说：“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吴焰：上海的政策力度较大。比如《居住证》制度首先在引进人才中试行。持有居住证的外来人才，在创办企业、子女就读、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可享受相关待遇；他们的配偶及孩子，也可同时入沪。为鼓励个人创业，上海还专门推出举措，比如，在职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人员，离岗期间由原单位继续为其缴纳“三金”；申请人才发展资金的资助，将突破所有制和地域界限，等等。这些政策营造了较好的创业氛围，取得了好效果。 不过，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仅有政策的推动还不够。创业环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在上海，从过去市领导提出的“海纳百川”到现任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出的“做可爱的上海人”，都在强调树立新的城市精神，这与创业环境没有直接关系，但它的推动作用，也许超过了那些有形的政策。 韩建清：近几年，不少广东人有一种落寞的情绪。北京申奥成功，一些人认为北京的商机马上就出来了，动了北上首都的心思；上海申博成功，又有一些人想到长三角。广东却好像找不到吸引人才的契机了。 前段时间搞得沸沸扬扬的“孙志刚案件”，则使广东创业环境一流的形象受到损害。这也许是一个偶然事件，但网上讨论中一句“天堂不要暂住证”，让人心酸，也足以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刻反思自身及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最近广东主流媒体也都开始了这种反思，展开广东精神的大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反思，广东的发展才可能有持续的精神动力，才可能有创大业、干事业的氛围，才可能留得住人才，吸引高级人才。 谁更爱我 广州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即使是对普通的外来人员，广州人也很友善。如果你有一天发达了，也不必担心周围人“眼红”。 北京更需要眼光向外，居安思危，把原有的优势变为现实的吸引力。 外地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把自己当成上海人，但他不能不佩服与赞美这座城市，并希望留在这里奋斗 吴焰：有趣的是，我们三人的身份，相对于本地区来说，都是“外来人”。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创业者，不过，要谈哪个地方更适合外来人创业，也还是有一些资格的。 韩建清：以文化资源而言，广东较弱。比如专业技术人才的缺口相当大，靠本地学子根本无法解决，正是出于这样的现状，广东在吸引人才就业和创业方面，表现得更为主动、热情。 我到广东近10年，一以贯之的感受是这里的包容性、不排外，进而形成的全社会宽容向上的精神。我生活的广州，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门槛”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创业和发展。即使是对普通的外来人员，广州人也很友善。如果你有一天发达了，也不必担心广州人“眼红”你。广州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会用羡慕的眼光去看待，然后激发自己的进取精神，努力提升自身素质，迎头赶上。整个社会在这样一个良性竞争的健康氛围中迅速发展起来，给初来广东谋生、创业的人以信心与鼓励。 施芳：7年前，当我从南方来到北京时，时常想逃离这个地方。原因很多，不习惯一年四季灰蒙蒙的天气，不习惯类似出租车司机似的侃爷作风，不习惯慢吞吞的办事效率。呆久了，又希望北京能一天天好起来。非典肆虐，去外地受到的“冷遇”，更让一向自我感觉颇好的北京人陷入沉思。应该说，北京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少了一些“惟我独尊”的思想，多了一些务实的作风。向来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近来有所松动，北京首次公布引进京外生源院校专业名单，对大学生落户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也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表明了政府吸纳人才的诚意。而为了确保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北京更需要眼光向外，居安思危，把原有的优势变为现实的吸引力。 吴焰：上海是个怎样的城市？一言难道明。举个例子吧。非典疫情较严重时，上海为防范和阻止病源进入，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比如，对疫情地区，特别是你们北京、广东来的人，实行严格的隔离观察，让一些外地人不那么舒服甚至感觉受到伤害。但是，这样一个每天人口进出量巨大的城市，最后硬把疫情控制到最低程度，不能不归功于这套严格措施。 上海就是这样，对许多外地人来说，你可能觉得它不那么可爱，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它是高效而理智的。外地人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把自己当成上海人，但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与赞美这座城市，并希望留在这里奋斗。 三地区创业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年轻知识分子的创业初期，特别需要理想主义，还要经常脑力激荡，而像上海这样偏重理性、刻意保持一种“距离感”的氛围，恐怕会束缚相当的创造力。 这大抵也印证一个说法：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是鸟园文化，什么样的鸟儿都能在这里很好地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所以它充满了活力；而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是只好鸟笼，它可以为那些名贵的鸟儿打造精致合体的栖身地，所以这里更欢迎、也更有利于跨国公司、大公司的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说过：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气氛有利于冒险者和创新者的程度，以及给予这些人的活动范围。对比三地区的创业氛围以及它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也许能引起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