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曹康林
2003年9月，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子的目光聚焦在武汉。全国第三届海外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业成果会暨高新技术项目洽谈会在武汉举行。9月18日，在武汉科技会展中心，360多位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向大会提交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较好的项目500多个，签约项目103个，总投资金额达37.7亿元……这是一个喜人的数字，然而，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却有不少“海归派”向笔者流露出一脸隐忧：大陆的创业环境，能使这些项目顺利完成吗？
“造船”者的尴尬
在会展中心四楼大厅，一群群海外学子围着一张张小圆桌，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只有一个中年男士坐在大厅一隅沉默寡言。笔者走过去问：“先生，找到合作伙伴没有？”他轻轻地摇头，把胸前挂着的能显示他身份的牌子亮给记者看：林建人博士，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常务副会长。他说：“我在美国工作，想回国找一家投资伙伴，把自己的一项高新科技产品开发出来，为祖国争光，结果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投资。”“是不是产品不对路？”“应该说是内地人的观念不对路。”
林博士用手指点着会展中心大厅说：“他们宁可花1亿元的资金建这么个会展中心，也不愿投资一分钱来搞高新科技产品开发，不管会展中心利用率高不高，但他们认为把投资变为固定资产放在这儿，永远也不会消失。如果投资高新科技，前途就很难说。”说着，林博士拿出一份黄石某公司的宣传资料告诉记者：“这家企业投资6000万元建起了一条生产钱，现在没有一份订单。其实我的项目只需要5000万，而且还是一个空白市场。企业不愿意投资我的项目，是因为他们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是成熟技术，‘造船’是风险技术。他们却不知道，国外成熟的老产品，市场已经饱和且竞争激烈，中国人要插进这个市场是很难的”。
来自福斯坦大学的博士胡卓伟走过来对笔者讲：“中国当今缺少的不是钱，而是市场观念。他们不愿意风险投资。在硅谷，你只要有好的商业计划书，好的产品，好的团队，去找风险投资公司，命中率很高。而且一旦决定为你投资，投资公司会帮你找市场，以至帮助你提高管理水平。国内也有几百家风险投资公司，但总的来说还很不成熟。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实力为企业提供国外投资公司对企业的那些支持。国内银行向企业贷款的条件是看你有多少房产、地产、设备等有形资产做抵押，创业时期的高科技企业显然没有这方面的优势。除非你能从国外为自己的创业公司带回大笔资金，否则公司很容易因资金短缺而夭折。”
“那UT斯达康国际通讯有限公司总裁吴鹰是怎么成功的？”笔者插进一句。
林建人回答说：“吴鹰创业的第一桶金是在美国获得的。1992年，他回国创业，是自己从美国带资金来的，还有亚信老总丁健，也是这样，在美国创业后，带着自己的资金回国办公司。”
如何解决海归派创业资金问题，林建人讲了他的观点：“政府应加大资源投入。台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以政府形式大力投入资金，提高台湾的产业技术和水平，吸引了大批的留学人员回到台湾工作和创业，造就了台湾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奇迹和今天半导体制造业的雄厚基础。韩国则专心于半导体存储的研发，而今领导半体记忆本行业。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情形。反观祖国内地，尽管政府号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但对研发阶段不予支持，只在研发后期或是产业化阶段开始投入，此结果造成中关村许多留学人员创业公司缺少资金，难以维持，上海的情况大同小异。中国高新区二次创业仍然是遥远的构想。”
总是输血不足
笔者来到另一洽谈区，遇见了2000年回国的新加坡博士陈义红，两年前，他从新加坡带来了他自己研制的激光系列产品，被业内人称为“中国光谷的旗舰”。他现在已经做到了年产2000万的产值。当笔者对他的成功表示祝贺时，他却摇头叹息：“我不能算成功人士，我的产品做到目前这个阶段，是最容易掉下去的。”
“为什么？”笔者问。
陈博士说：“这好比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如果输血不足，孩子就长不大了。我的企业是一个可以做到两个亿的大企业。然而，现在需要资金投入，却借贷无门。目前想在国内贷款500万都难上加难。”
“难在哪里？”笔者问。
陈博士：“贷款难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我们到大陆创业时间短，信誉还没有建立起来；二是海归派的品牌还没有做出来；三是没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我们只有到海外寻求投资伙伴。
新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以风险投资+硅谷模式运作的IC设计公司，这家由海峡两岸留美学生引进国际风险资本共同发起创立的企业成功地开发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产品，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势头强劲的国际型高科技公司，被美国硅谷著名通讯芯片厂商IDT公司以8500万美元的价格并购。但公司总经理杨崇和博士的话听来让人颇感遗憾，国内目前与新涛同类的企业有几百家，但大多在国外注册，把钱投在国外，然后再返回国内运作，因为目前国内很难找到风险投资资金，寻找银行贷款同样存在难度，而海外的风险投资又担心资金退出渠道不畅，往往对到国来进行风险投资极其谨慎，种种难处，令握有知识产权的留学生人员企业对资本市场的成熟充满渴望。
有位留学生告诉记者，不少地方为支持海归派创业也动了不少脑筋，如北京市规定，归国留学人员在京创业最高可获得20万元人民币创业资助；深圳提出，出国人员个人到深创业，从事科研工作，经认定属高科技项目的，可获一次性科研启动经费10至15万元人民币；还有些地方的新技术开发区还为归国创业者提供10万元到30万元的创业基金，但对于前期投入很大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
有些地方虽然对留学人员的创业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然而，所涉及的范围，无非是房子、车子、减税免租、留学人员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其实，海归派对这些主并不很重视对住房、车子、减税免租、子女上学等问题，他们注重的是在大陆是否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海归人士创业中，也有得到大陆企业资助的幸运者，从加拿大BC肿瘤研究所回国创业的孙小蓉就是一例。
孙博士在加拿大主攻的是肿瘤早期诊断检测。她回国后，在武汉开设了国内首家肿瘤检测中心，将美国、欧洲、加拿大最先进的技术揉合起来，制造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最先进检测仪器，对癌症进行早期诊断，发现后可以很快治愈。
在创业初期，孙博士也遇到了资金不足的困境，她卖掉了在加拿大的私房，又得到加拿大BC肿瘤研究所同仁的资助，解决了创业的办公用品和检测设备。因没有工作场地和流动资金，她的企业仍然难以运行，然而，她的创业精神和“产品”的市场前景，对投资者产生极大的引力，于是，长江发展集团公司借给她600平米的办公楼和50万元的资金，东湖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给她投资150万元，给以支持。两家公司的投资后来都变成了股份。孙博士说：“海归派在创业初期的环境都是平等，我在开始创业时，连职工的工资都是找加拿大BC研究所的主任借的。后来我干起来了，干成了，才有了各方的支持，现在不少医院和投资公司都纷纷盯准了我的检测项目，要求跟我合作。回顾回国创业的历程，我有三条经验或者说体会：一是适应中国国情，不埋怨客观；二是靠自己，多想办法；三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大概这三条就是孙博士能获得资助的原因。她说：“如果自己创办的企业，还没有成型，就想到别人的资助，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留学生回国创业，流动性大，他们回来容易，出去也容易，这也是海归派在大陆融资难的一个原因。”
不适者被淘汰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有位廖先生一年前从美国回来，刚入驻成都留学生科技创业园就签下了几百万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不少专家都看好他的项目，技术先进，又有雄厚资金，创业应该十拿九稳。谁料项目只延续半年便告吹，合作双方不欢而散。湖南也有这么一位姓王的“海归派”两年前回国注册成立了一家环保公司，由于管理能力有限，公司难以为继，最后只能关门了事。
海归派在没有资金时遇到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烦恼，有了资金时，又遇到“水土不服”的剧痛。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海归人士中，技术性专业人才居多，经营管理性人才缺乏。况且不少留学生长期在外，对国内情况反而陌生了。曾在加拿大贝尔实验室工作过多年的胡敏博士，回国创业才几个月就遇到了不少难题。他独立开发了一套高性能视频服务器软件系统，在宾馆、智能居民小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价格只有国外产品的１／１０，然而，因公司全是技术开发型人才，不擅长市场营销，结果虽拥有顶尖技术，产品却卖不出。胡博士说，相对而言，国外的市场比较成熟、规范，你只要有好的技术，资金、市场等都不成问题，有人会替你打理一切。
许多“海归派”对国内行政效率不高的现实多少有些无奈：“在中国办事，循正规途径，可能就会拖三阻四，要靠走门子、走关系才行；竞争环境并不公平，而且，其中最大竞争对手恰恰就来自于政府本身；勾兑文化适应太难，它表现为世故、圆滑，故布迷阵、巧设关卡,不露声色地揩油、贪得无厌地索取。归国创业的人，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领悟个中滋味；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封锁先进的科技和产品，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缺乏诚信，如履薄冰，总怕周围有陷阱。张毅大学本科毕业后到美国修完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和MBA，又在华尔街干了5年后，她进入了世界著名的摩根·士丹利银行，成为一名收入丰厚的银行家。这种经历培养了她强烈的规则意识，但也使她在回国创业的几年里，对国内这种“桌上”与“桌下”混杂的商业环境很难适应。有一天张毅突然发现她的公司交的税比周围企业都多，事后才发现人家有“灰色渠道”。可见，“海归”企业往往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入乡随俗”，要么因成本降不下来而被市场淘汰。张毅的几位朋友就是因为适应不了这种环境，回来试了几年，又离开了。
目前，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有14万之众，全国留学生创业园有60多个，留学生企业近4000家，产值超过100亿，这对中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如果我们不为这些海归派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这些海归派就会再次流出国门。有位留学生告诉笔者，不少亚洲“邻居”对中国留学生早已动了“分一杯羹”的念头。但愿”近水楼台”的中国早出手，大出手，积极开渠引水，莫等”花落空折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