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组部日前下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并就这个通知回答了记者提问，进一步解释了通知的内涵和精神。在当前贯彻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这个改进政绩考核工作的变革十分必要。因为政绩考核作为政府工作的指挥棒，它发出的信号对贯彻全会部署，实现改革目标，非常关键。 纵观通知和中组部答记者问，核心就是政绩考核要去GDP化，它包括五个要点：一是考核不能唯GDP，二是不能搞GDP排名，三是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GDP，四是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五是考核结果使用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可谓抓住了要害。 GDP不是不好，但任何东西强调到极致，就会走向反面。作为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早在GDP建立之初，经济学家就曾指出其内在缺陷，如不能衡量社会成本，不能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这使得GDP一直以来备受争议。而我们在具体的干部考核工作中，又过分地依赖这个指标。这当然有历史原因。大凡经济落后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摆脱贫困，都有一个做大做强GDP的冲动。特别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非常落后，贫困人口又多，如果不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多数人在短时间内实现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跃进，政府就将面临合法性问题。从此一角度看，重视GDP有一个内在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在中国经济成功崛起，坐稳全球第二把交椅的情况下，还像改革之初一样过于追求GDP的增速，就将会犯“历史的错误”。固然，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我们尚有1亿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固然，我们也尚要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的基础，使之更厚实，这些也要求经济有一定增速，但是，经济规模不同，决定了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要求也不一样。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仍追求高速度就会引起经济关系的全面紧张，导致各种比例关系失调。这是发达国家普遍经济增速较慢的原因。 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由于体制所决定，政府的权力过大，官员只受上级部门的约束而少受民众的节制，当从上到下政府都以GDP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衡量指标时，无疑会严重扭曲政府的职能和行政行为。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前者指的是那些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政府要努力去做，并且做好；后者指的是那些不该由政府去履行的职能，政府就坚决不要去碰。 还需指出的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现实中的资源总是短缺的，环境容量有限，如果不切实际一味追求高速度高增长，还会造成资源和环境的极大浪费与破坏。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不时兴起的雾霾天气，就是经济在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后，污染过度排放和环境治理不力的产物。污染不但是个经济问题，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问题。继续发展经济必须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的原因。
总之，中国经济在目前发展阶段，已经到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因此，对干部政绩的考核，要看解决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要看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通知从八个方面规范干部的政绩考核，非常具体翔实，尤其是提出要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以及对各种决策失误包括已经离任的也要追责的规定，对遏制干部在发展经济和民生中的各种乱像，将会起到有力的约束作用。 GDP不是不要，而是要脱敏，回归其本来面目。通知从制度层面切实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此乃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有力举措。当然，在对干部政绩考核进行纠偏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群众在干部考核中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