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
事实上，在之前的9月9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中指出，“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而这也是中国政府高层首次公开披露“调查失业率”这一数据。
两次，李克强总理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即“城镇登记失业率”及“调查失业率”，而国际上惯用的则是中国官方一直比较缺失的“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是采用国际通行定义并按国际标准的调查方式取得的调查，是通过住户调查系统进行失业统计。城镇劳动力调查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失业定义，具体指城镇常住人口中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在调查期间无工作，当前有就业可能并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人员。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城镇劳动力调查对于失业主要是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角度来定义的，即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无论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无论是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求职登记的还是未进行求职登记的，只要符合失业的定义，就作为失业人员进行统计。在此次李克强总理公开提出之前，我国高层则从未明确公布过这个统计数据。
而“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中国官方统计失业率的方式——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季度官方发布一次。何为城镇登记失业率？按官方定义，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而这其中的“登记”二字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源于已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登记的失业人员，按登记记录进行统计。”“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处于无业状态，有就业要求，并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的城镇常住人员。”
显而易见，我国惯常使用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定义将那些并没有进行自愿登记的失业者排除在了统计之外，也未将包括2.6亿农民工在内的非城镇户籍人员计入统计数据中。事实上，被该统计忽略的人群远不止此，有很多流动人口即使失业也不会为了领取失业金而跑回户籍所在地进行失业登记。这一部分人，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随处可见。
然而，从官方发布的数据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喜人的一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4.0-4.3%之间，尤其自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12个季度均为4.1%。
但是，无论官方数据如何坚挺，官方调查失业率缺失，半官方或民间发布的调查失业率却一直不绝于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其推算的城镇失业率为8.27%；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调查出来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9.6%；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2年发布的《中国城镇失业报告》，得出的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而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项目今年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则显示，如果把无法找到合适工作而最终放弃求职的人群计入，中国的失业率将高达9.2%。
失业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率几乎已经成为全球人的噩梦，但“失业率”这个词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流行语。失业率的国际警戒线是7%，而中国则努力保证失业率不突破5%。自2002年以来，中国采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10多年一直保持在4.0-4.3%的良好就业区间内。
那么，在官方数据如此喜人，人社部门相当满意的情况下，真正沉浮于职场中的个体又是何种状态？在官方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半官方和民间发布的“调查失业率”之间存在着若干差异的情况下，那些个体又是怎样的状态？
坚持之下的求职路
经过《中国新时代》记者多方联系，圈子里被称为“奇葩”的梁无意终于同意接受采访。他自嘲道，“主要是不好意思说，圈里的朋友送我这个称号是有原因的，我的执着成就了我，也害了我，走到今天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梁无意自今年三月份失业至今已9个月时间，“其实当时辞职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没想到会这样，更没想到还有可能裸奔（失业状态）过年，早知会这样，我可能会放低点身段。”
36岁的梁无意是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法务，在单位举足轻重，很得老板的信任与器重，但薪水一直涨不上来。“与同龄人相比，我算是过得很节约很低调的。即使这样，钱还是不够花。工作了15年，还是一个没房、没车、没存款的三无男人，到现在连个老婆都娶不起，这也太悲催了！”梁无意苦笑着说。
正在梁无意为收入而苦恼时，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对方一口承诺薪水为15,000元，每年的涨幅至少保证在10%，其他保险等福利也承诺全有，于是我就跟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一切看起来好像很顺利。”
可谁想到，当梁无意如约来到新公司办理入职时却出了状况，“人事递给我一份劳动合同，出于法律工作者的职业习惯，我很认真地逐字逐句看完这个合同，却发现这是一份违反劳动法的合同，合同中并未明确工资数额，而相应的社保与公积金都是按照北京市最低标准来缴纳。”梁无意当时就提出了异议，“对方的人事经理告诉我，他们全公司都是这样签的，并承诺我，作为补偿，也不需要我缴纳个人所得税。”出于职业习惯，梁无意当时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该人事的提议，于是，只能不欢而散。
“我根本没想到会谈崩了，只是希望对方这样的大公司能慎重考虑一下劳动合同的规范性。我从那家公司一出来就后悔了，但已无法挽回。”梁无意自嘲地笑道。
此后，梁无意开始了漫长的、大浪淘沙式的求职历程，“后来还有一家公司基本都谈得差不多了，但他们要招的是一个常驻天津的员工。这就让我犯难了，我的人脉、朋友，包括将来的发展目标都定位在北京，如果再被派遣到天津驻扎好几年，等回来还能适应北京的快节奏吗？没有办法，只能放弃了。”
然而，放弃一两个工作机会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但梁无意却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机会似乎越来越少，“我每天投100多份简历，但面试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三月份刚开始找工作时，每天都有面试，现在基本一个礼拜也就一两个面试，而且都是很低端的工作，月薪最多的只能给到5,000，甚至有的只能给两三千，并且我发现，很多大企业常年在招聘网站上刊登着招聘启事，但似乎他们并不缺人。”
某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我们公司跟一些大型招聘网站都有长期合同，一些大型的招聘会也会派人参加，但基本没有职位空缺或空缺很少，因为参加招聘会和在招聘网站打广告是一个企业实力的体现，这个软广告效应也是企业品牌建设的一部分。”
眼看到年底了，梁无意叹息，“现在我已经没有要求了，只要有单位愿意接收我，薪水能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就去！不然年都过不好！”
当问及是否有领过失业保险时，梁无意笑道，“我的户口在新疆，我的社保是在北京上的，你知道我领失业保险需要多少手续？或再折腾回新疆去领那几百块钱？说实话，在北京上失业保险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想过有领的一天。现在，我只希望明年的就业环境能好一些，给我一个希望！我一个哥们，曾是年薪60万的高端（人才），听说他今年也失业了多半年，至于现在找没找到工作就不清楚了。”
但当《中国新时代》记者多方联系想要采访梁无意这位朋友时，遭到了对方的婉拒。也许，对于高端人才来说，失业是一件非常有损名声与面子的事情，不方便与外人道也。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从2000年开始，外地人在北京领取失业金有两种方式：转移到原户口所在地享受保险金；或当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城镇职工正式和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后，不管他是否留在北京，都可以到参统的社保中心，经过递交合理材料之后，领取一次性的失业保险金。
记者为此走访了北京市丰台区和义街道办事处负责失业登记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只对将档案存放在这里的人员进行管理，只有这些人失业了我们才给办理领取失业金，而没有北京户口，档案也就放不进来，所以，我们这里不存在外地人失业登记及领取失业金的情况。”
该工作人员表示，“北京市的现行失业金为892-1,001元，共分为5个档，每年可领取三次，若缴纳的年限多，则最多可领取两年，若因身体或其他原因丧失工作能力者，则可酌情延期领取。一般来我们街道做失业登记的人员，我们都先询问对方是想找工作还是想领取失业金，若想找工作，登记后便可转交给这里专门负责就业的工作人员。”
然而，这只是北京城镇户籍人口所能享受到的政策，而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总数已达1,972万，其中北京户籍人口1,246万，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如果算上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北京的流动人口总数已接近或超过1,000万人；2011年北京的常住人口依然在不断增加，并突破了2,000万大关，达到2,018.6万人。这就意味着，北京有超过1,000万人在这里生活、居住、工作，却没有北京户口，等于他们这些外来人员没有资格参与到失业人口统计中去。
苛求稳定的失业者
“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想找一个能干5年以上的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在北京南城一家商场的椅子上，谭小苗对《中国新时代》记者倾倒着苦水。
今年34岁的谭小苗是一个资深平面设计师，至今她已失业半年，“以前我找工作可好找了，只要投几份简历就能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基本面试三次总能找一个愿意接收的单位，但现在好像很难啊。我每天都在发简历，铺天盖地地发，可面试根本没几个，即使有面试，去了之后要么人家看不上我，要么那公司眼看要黄了，这一拖就拖到年底了。”
谭小苗毕业后就选择了做北漂，“当时比较年轻，并不介意公司的规模发展什么的，只要能养活自己就成，所以我在北京工作了10年全是在小私企，社保、涨薪机制完全没有。最让我没有归属感的是只要有女同事怀孕，老板更是软挤兑，直到将孕妇挤兑辞职了才满意。我就因为生孩子，不得不辞职在家度过了完全与社会脱节的两年。相对的，我周围的朋友都在正规公司做，保险公积金全额上，生病了也基本不用自己花钱，连生孩子休产假也由单位买单，这样一比，才让我产生了想要一份正规而稳定工作的想法。”
让谭小苗没有想到的是，辞职容易，再找就很难了。“很多和我一同参加面试的都是小年轻，他们的技术可能没我好，但他们要价低，大部分公司对于平面设计这个职位只能给个三五千，扣完保险基本就不剩啥了，小年轻能接受可我接受不了啊，所以很多错过都是必然的。也可能随着互联网及手机平台的发展，平面设计进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曾经很吃香的专业现在好像要走入末路，而且我的年龄也进入了女人最尴尬的阶段，就是通常大家说的‘高不成低不就’。”谭小苗如是说。
在美编岗位上工作了18年的刘女士也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我在同一家报纸，同一个岗位干了18年，实在干不下去了。其实除了自己干腻了之外，最主要是报纸美编这个职业现在越来越没有前景，平面媒体日趋衰落。现在我只想随便找个有开拓性的工作，工资无所谓，岗位无所谓，只要不是美编就行。但事实上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你只想要2,000元的薪水人家也不敢用你，人家宁愿用一张白纸的年轻人。这样的局面太尴尬了，让我们这些三十七八岁的女人怎么活？难道真的要转型改做低端吗？”
提起年龄，谭小苗也是一肚子埋怨，“今年大家都说是最难就业季，但大家的目光总是集中在刚毕业的大学生身上，其实，真正最难就业的却是我们，曾经寒窗苦读十几年，挤过独木桥，有的甚至攻读过硕士，如今年老技术陈旧，却要为了一份薪水并不丰厚的工作岗位而与年轻人竞争。用人单位只需要衡量一个岗位应该付多少薪酬，而你的经验、阅历并不会成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这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女人生完孩子后，都想找个稳定，可稳定在哪里？”
银川市劳动就业局失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曾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银川市登记失业人员1,823人，审核登记的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30-39岁年龄段，共722人。登记数据显示，上半年登记失业人群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占55.73%。
而这种现象国外也很常见，意大利手工业联合会最新报告显示，意大利女性在职人数处于欧盟倒数第二位，48.5%的女性失业率远高于35.1%的均值，仅低于马耳他的55.9%。其中，南方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工作，坎帕尼亚大区79.6%的女性失业率更是创历史新高，与巴基斯坦持平。
同样，据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资料显示，韩国高学历女性就业率为60.1%（以2011年为准），在可进行比较的经合组织33个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一。韩国高学历女性就业率比成员国平均值（78.7%）低近20个百分点，比人均国民收入不如韩国的土耳其和墨西哥还低。另一方面，韩国女性的工作环境也不好。韩国女性临时工比率为27.7%，在4名女性劳动者中就有1人是工作不稳定的临时工，所占比率在可比较的经合组织22个成员国中最高，而且达到成员国平均值（12.5%）的两倍以上。
为了生存不再坚持
与谭小苗和梁无意不同的是，北京土生土长的王先生则选择了放弃。王先生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专业，也曾风光无限地进入了保险行业成为一名啃着铁饭碗的体制内员工，“也许是性格使然，我并不喜欢保险这个行当，所以后来去了某高校的高职部做了老师。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当每一届孩子毕业后还念着‘王老师’的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成功的。”
然而，事与愿违，王先生所在的高职部因为经营问题而决定撤销时，给王先生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说撤就撤了，有编制的回本院，没有编制的只能就地解散，我当时的心情就像面临复员的老兵一样，不知所措。”
说到这里，王先生的眼神是忧伤而迷茫的，“我玩命地投简历，其实很多工作我都能做，技术也没有问题，但人家一看你的年龄和工作履历，一般公司都不敢用，我接受过很多次用尊重语气来表达的婉拒。我也曾迫于生活为了2,500元的薪水在一家私企里尝试着做网络编辑，但小主管比我小10来岁，她一直尊敬地称呼我为‘王老师’，但在尊敬的背后，却是她不能驾驭我的苦恼。毕竟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0多年，自身所带的气场与这份资历总会让年轻人备感压力，小主管不能如同吆喝年轻人一样来指挥我。她的苦恼我看在眼里，最后我不得不辞职。”
事实上，当时王先生还是想找个学校当老师，但往往事与愿违，“其实一些培训学校、补习班也曾愿意接收我，但薪水是很少的基本工资，外加拉学生参加补习班的提成，并且每天要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在正规学校待惯了，实在干不来忽悠学生家长的事情，要把一个简单的补习班吹成包治百病我还真干不了。”
“当然，也有一些私立学校基本都谈好了，但一说到工资就没得谈了。我一直负责学生管理、实习、就业这一块的工作，曾经有个学校对我非常满意，经验、户口都符合他们的要求，但薪水只能给到1,500元左右，这就太讽刺了。”王先生苦笑着说，“因为这些工作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能做，只不过要做好需要时间和培养，而且很多学生毕业后更愿意留在学校，这也就是很多私立学校这些岗位薪资上不去的原因。”
王先生在求职的旅途上拼杀了1年多后，终于想通了，“我之前的一个同事，是个40多岁的男人，因为年龄大了，在一个岗位工作太多年，很难融入新的社会，最后找了个给工地看大门的工作，还是熟人介绍的。你能想象吗？曾经一个高等院校负责学生管理的老师，最后为了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去给人家看大门。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当问及是否有领失业保险时，王先生笑了，“失业保险那点钱还不够折腾的呢，而且还得去登记，转移档案什么，这都街里街坊的，传出去很丢人。而且，我也不希望保险断掉，所以还是一直放在人才自己交保险。当时只想着赶紧找到新的工作才是正道。”
如今，王先生已放弃找工作的打算，并与朋友合伙投资做了点小买卖，“我哥们曾经说过我，‘挺好一大好青年，在学校里待傻了！’所以我也不想再傻下去了，现在年轻人的知识、技能、技术都比我们强，而且又比我们年轻，我们除了一点点实战经验外还有啥优势？所以，还是趁早给自己年龄更大的时候做打算吧！不然等四五十岁了，真有可能连看大门的活都不好找。”
丰台区和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有一些上班族的档案原本就存放在人才市场，失业后会因考虑到社保的连续性，便选择不将档案转回街道，而仍在人才继续自费缴纳保险，这一部分人的确未计入街道的失业者数据中。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我们一个礼拜有大约六七个人来进行失业登记，人多时，也就10来个。北京有个40、50灵活就业的政策，即女性满40岁，男性满50岁后，则可以享受每月只缴纳170元社保费用的优惠政策，而未满足条件的北京市城镇人口，则每月需要缴纳700元的社保费用。所以满足40、50的人员档案转入街道的居多。”
有媒体撰文指出：“总体来讲，中国目前不是人等饭碗而是饭碗等人（美中不足是好饭碗偏少）。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服务业GDP增幅连续4年高于制造业GDP增幅，更解释不了年年呈现大面积‘用工荒’。”
而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世平则认为，“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摩擦失业，摩擦失业并不是绝对失业，也很难说是季节性失业，国外还有季节性失业，但我觉得是摩擦性失业比较多，为什么呢，很多工作还是不愿意干的，比如说，在国外包括工厂的灰泥工很多人都想干，但就是找不到，那我们国家多少工厂缺人缺得一塌糊涂，但基本上就很少有人去。”
郎咸平曾在撰文中提到：“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是9.9美元，中国工厂的出厂价是多少？1美元。而且1是不需要大学生的，真正需要大学生的就是6。我们的产业政策必须从1走到6，这就是我所建议的。只有这样问题才能解决，包括大学生就业。”
如果考虑到全部失业人口，那么失业将不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事情。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城镇就业人员37,10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17万人，失业率为4.1%。这个数据相当于半个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总数；假设其中只有一半已成家，那将是约500万个家庭正受到失业的冲击。若再以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公布的9.2%的调查失业率来算的话，那37,102万城镇就业人口的9.2％将意味着3,400万个个体及1,700万个家庭正被失业笼罩。而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加拿大2013年的预计人口总数。
4.1%的数据若只是从一个数据的角度来说，的确看上去很美，但其中数以千万的家庭和个体又能感觉到很美吗？就业是民生之本，若一个家庭被失业所笼罩、为生计所苦、为前景所渺茫，那么美丽的中国梦也将与他们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