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建议，还应该加上“加快公车改革”才算完整。降低行政成本已刻不容缓。和民意对称起来，我们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每一分钱都应该让人们知道是怎么用的。一方面需要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还要提高政府的效率。嘉宾宁向东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比例上可以看出来，同时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如果政府不出面，单靠经济、靠自然的法则、规律没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是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觉得除了降低成本，如何提高政府使用人民财富的效率和准确性也很关键。嘉宾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我给出一个书面建议，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我们反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一，要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放到应对危机成本下，我们公共支出大量明显增加，政府工作报告决定2009年有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政府成本又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矛盾会使得老百姓想到，公共财政大量支出的时候政府的效率会怎么样？会不会因为公共财政的支出捞取个人好处，加大行政运行的成本，所以把降低行政成本放在防危机的背景下第一有利于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增强老百姓对于政府的公信力。2009年是一个转型年，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资很大。人们更多地担忧政府节约只是一个噱头或者虎头蛇尾。今年打出“经济不好，政府节约”的幌子，明年经济复苏时又开始铺张。嘉宾迟福林：在我们某些行政行为缺乏广泛、严格的社会监督情况下，到底我们的投资效率会如何？投资的效果会如何，这是大家共同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第一，短期投资不要为中长期发展造成更大的困难；第二，执行过程中的公开性和严格监督。|www.aihuau.com|29类似地方政府公款旅游的事情，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也是这些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就取决于下一步整个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达到原来大部分行政范围内的决策、监督制约，能不能使短期制约成本的问题制度化，能不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要有力度、二要形成相应的制度和法律。行政成本“瘦身”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很多地方却“雷声大，雨点小”，屡屡遭遇“瘦身”短板。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在给予了政府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无形中放大了政府动用财政资源的权力。因而，要提高政府资金分配的透明度，打破行政成本过高的玻璃门，就离不开来自权力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嘉宾迟福林：我们现在以权力制约权力十分重要，总理讲到投资到哪儿审计到哪儿，在我们现在制度、法律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有局限性的，一定要和广泛的社会监督相结合。在其他监督渠道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网络监督能起到特殊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总书记、总理到网上去跟大家交谈，充分体现了网络在监督政府。近几年来，民意监督、网络监督越来越发挥作用。与传统的媒体监督相比，网络监督具有快速、便捷、成本低等独特优势。在网络中，蕴藏着海量信息，某些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在网络上露出少许蛛丝马迹，广大的网民就有可能顺藤摸瓜，为纪检监察以及司法部门提供了反腐败线索。
对于迟先生的观点，宁向东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虽然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对政府的监督，但是网络监督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约束政府行为更重要的是形成政府自律，加强事前监督。嘉宾宁向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要明确，你要做什么，这个可以在网上公示。到年底的时候，民众可以知道达没达到目标，用多少钱达到这个目标，费用可以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公布，哪怕事后公布，起码民众有个监督权，通过网络让民众更知情。但网络监督是补充，需要事前的监督和控制，政府应形成自律。如果按照市场化机制，股东说了算，谁出钱谁说了算，股东通过董事会决定经济层的报酬，这是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的通例。但在国有企业,谁是股东？广大的老百姓，广大的纳税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定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开始的时候政府的力量会强一点，逐渐政府的力量要顺应市场机制本身发展的规律去变动，我个人认为目前是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不断建立公共财政，不断让官员自律，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继承，不可能一步把灰色收入断了。现在已经这样了，我们要逐渐把它抑制住，现在一步把这个河跳过去也不太可能，机制是在慢慢的建设过程中的。作为服务者，政府官员对私利的追逐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克服行政成本的非理性高昂，提高自我约束力。嘉宾迟福林：官员的财产未来申报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决不能走形式，一定要和其他改革配起套来。另外我们的各种支出应该公开，但现在相关的体制、制度安排又不配套，大家完全可以“瞒天过海”，你到底做了什么，你个人的消费有自己的支配制度，现在的问题在于你什么事情都拿着公款来消费。我们未来在这些方面的改革第一个取决于廉政制度建设到底能走多远，与此相关联，我们在反腐败问题上能走多远。这是一个综合性改革的问题，需要与官员选拔制度相结合，与官员收入制度的公开相结合，与官员收入的规范、制度化相关联，同时还要与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相配套。除了网络监督和自我约束，法律监督同样是促使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手段。基于契约的法律，可以对政府形成硬性约束，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体系。嘉宾迟福林：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就是依法行政，毫无疑问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督是我们整个行政建设当中最具有根本性的一件事情。在政府利益，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普遍形成的情况下，我们相关的制度缺陷还比较突出。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依法监督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所以首先有一个政府转型问题，就是要让政府重返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不能总是扮演一些具体项目的执行者角色。毋庸置疑，政府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既要让它发挥作用，又要限制它不良的发展倾向和无效率情况，要在机制和行为上做文章，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制度。嘉宾迟福林：过去的30年，政府和社会总体上很成功，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巨大成功，所以才有了中国的今天。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行政成本、政府自身建设，决不是说削弱政府的作用、限制政府的权力，恰恰是让政府如何有效发挥作用。今天，社会的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了，社会的矛盾也有阶段性的反映。比如市场化改革，下一步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的行为是作为一个市场的投资主体，还是作为一个市场环境建设的主体？如果仍然作为一个像3年前一样的投资主体，你就远不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不但作用发挥不了，甚至还会起相反的作用。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公共产品短缺成为一个大矛盾了。过去老百姓的需求是吃饭、穿衣，今天是发展性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就体现出来了，取决于政府在公共产品上能发挥多大作用。政府的有效作用一定要和市场改革的阶段、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却只得到更少的服务，这是行政高成本与无效率的双重悲哀。我们不在乎是一个大的政府还是一个小的政府，我们只在乎是不是一个有效、低成本的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公共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