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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刘国恩：对于基本药物的价格，政府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监管。政府监管的部门或者相关部门还得想办法，安排什么样的政策或者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提供服务主体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从机制创新上下工夫。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里，医和药是一体的，医生在提供医药服务的时候，主要的时间、劳务和技术都是通过比较客观的一些标准，在劳务补偿上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药品的收入占了小部分。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把医生劳务这一块管制得比较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医院去购买的所有材料、医生的工资、医生再教育等的费用都在不断提高。此时，医院要正常经营和发展，就需要提高医院收入。国家恰好开了政策上的口子——药品放开，医院就自然地通过卖药来获得必要的收入。以药养医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探索一条机制，调动医生的积极性。这一点在医改方案里也明确写出来了，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应该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探索，尤其是在地方的探索模式当中我们可能获得一些成功经验。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再逐步推广。过去我们中国的监管，就人员上看，监管力度都不比其他国家差，为什么我们出的问题还那么多呢？是因为在机制与激励上。医生和病人之间冲突比较大，就是因为医生劳务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新医改主要解决两大问题——看病贵与看病难。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推出基本药物制度、探索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医保付大头，个人付小头”等都是解决看病贵问题。但是，解决了“看病贵”问题，如果资源不够充足，可能会加剧“看病难”问题。2009年，陕西神木县打出 “全民免费医疗”的牌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及时搭上这辆顺风车。一旦医疗服务成为公共产品，人们往往会一哄而上争夺公共资源，甚至出现“占座”现象，这一方面导致公共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浪费了公共资源。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也刻不容缓。|www.aihuau.com|40嘉宾刘国恩：第一，对现有的公立医院，我们如何能够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包括向社会资源融资的构想，这也在医改方案里得到了鼓励，这是公立医院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医院管理团队对资源的管理更为负责。所以资源的经营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游戏规则来评判，管得不好，就可能失去管理它的资格，这是资源经营的市场化。第三，管理团队要充分拥有一个独立、有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要求智力结构越来越独立或者法人化。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不仅需要质上的提高，也需要量上的积累。浩浩荡荡的民进资本不可小觑。在此次医改中，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也得到鼓励，甚至一部分公立医院也可能改制成民营医院。嘉宾刘国恩：这次医改里面特别强调，要给民营的机构提供同样的医保、科研立项和医生技术职称解决的平台。一旦有了正常的平台，一个抱养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有同样成长的空间，抱来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都会健康成长。如果对抱养的孩子没有正常的培养，杀人放火是很正常的。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私立医院老是做非法行为，因为他正常生长不了，只能在夹缝中生长。振兴医疗市场，扩大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才能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老百姓过去被束缚的医疗需求也会释放出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这对中国的医疗提出更大的挑战。这更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介入，调动社会资源，完成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目标。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再高，也会遭遇天花板。13亿人，只要有病就往大医院跑，怪不得大医院天天人满为患。而那些可以解决感冒、腹泻等小病的社区医院、农村医院则被打入冷宫，一贯冷冷清清。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冰火两重天。根据新医改方案制度设计，居民如果患病，将被首先安排去基层卫生机构就诊，进行初步筛查和治疗，如果病情较严重，无法解决，再向大医院转诊，即采取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制度。嘉宾刘国恩：我们在新医改方案里谈到的有关机构建设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的工作推进起来还会遇到很多挑战，比如在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我们建了很好的硬件，有很好的房子，有很好的设备，但是居民最终要不要小病留在社区，大病上上级医疗机构看病，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医生，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目前中国的医生队伍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医院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你只能在一个机构工作，结果就是，好的、高质的队伍都在高端。除了非法走穴和调动以及对口支援，流动性很小。我们这次新医改方案就特别提到了，要鼓励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从根本上动摇过去僵化的制度。工作调动到其他城市、进城务工、退休后投奔子女……中国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医疗报销的烦琐，不得不来回奔波于多个城市。新医改则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探索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就地就医、就地结算办法。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解决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变得顺畅起来。嘉宾刘国恩：现在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包括三个不同的医疗保险计划，一个是为城镇职工提供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这是一个强制性的以雇主为单位的保险计划。第二个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这是为广大农民兄弟提供的保障计划。第三个是2007年刚刚通过试点，在逐步推广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三个保险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机构和部门推出的，它们在筹资的机制上、筹资的力度、补偿水平方面完全不一样。从理论上，每个公民都可以加入这个医疗保险，可是事实上有两个问题存在，一个是不是所有人都进入到保障计划里。第二个，有保险不意味着能够享受到保险。比如我们没有解决异地就医、异地结算。一个在成都的农民在北京打工，虽然名义上很有保障，可是在北京生了病又要回到成都结算，北京不能结算，这个医疗保险就等于零，有其名无其实。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三个保险的衔接问题。那如何衔接？如何能够做到异地就医、异地结算？这是我们下面几年要探索的很重要的工作。方案里这么规定，作为一个在异地工作的公民，假设我来自于农村，可以参加户口所在地的新农合，也可以加入所在工作城市的城镇居民疾病的保险。目前新的医改方案里说得非常清楚。问题在于，如果我选择了我所在地的新农合，在异地就医、异地结算就变成了目前的一个问题，结算过程中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技术问题。在管理上，在我们的运行机制上，应该难度要小一些。我们能不能用一卡通，提供充分的信息，让其在异地的医院里能够根据他所在医疗保险机构的要求，给他做应该获得的补偿。现在信息不畅，这边结算完了，那边不认账，这个钱收不回来了，这是一个三险衔接的问题。今天的医改可能是对过去十几年来医改的改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意味着这个医改方案一出台，过去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能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是中国医改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多的医改。医改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