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陈志武看来，创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出路之一。但是开放这个空间，还得有赖于制度的改良，否则会压抑创业的热情。根据他的分析，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制度上存在瑕疵，于是我们才会更多地依赖制造业，而不是对制度环境需求较高的服务业。因为制造业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相对较低，又与我们人力资源丰富的现实匹配。但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比，在附加值和利润率上，都存在巨大差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勤劳但不富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我们还面临另一问题，我国高达数亿的农民，还被困在第一产业。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而2008年，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更是首次超过了一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更是达到了336∶1。而这一现实，是在国家近几年加大对“三农”投入的形势下产生的。嘉宾陈志武：不管是决策层、业界，还是学界的知识阶层的人，在考虑到“三农”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农村做更多的投入，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农民更多的帮助，让他们继续留在农村，为了所谓的粮食安全，做出牺牲，做出努力。但是从现代人们财富创造的方式角度来理解，我觉得把农民锁定在土地上，这对农民是非常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农业作为生产的经济活动特点是什么呢？赚钱很难。换句话说，农业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勤劳了一辈子，只能吃饱肚子。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亩地可以生产100公斤粮食，那么为了生产1000公斤粮食，必须要种10亩地，所以产出与投入总是成线性关系的。毕竟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即使不睡觉也只有24小时，你要种10亩地，或者20亩地难度很大。但是相比而言，创办一个腾讯公司，QQ空间里面，为偶像人物买一顶帽子、买一件衣服。买一顶帽子，点击一下腾讯就花出一块钱。设计一个帽子花两三天时间就可以了，但是两三天时间花完以后，到底是100万个年轻人去点击，还是1亿10亿人点击。对于腾讯来说没有任何新的成本增加。有1亿人点击，腾讯就净赚1亿，所以相对于腾讯赚钱模式，农民再怎么不睡觉，也不可能做到那个程度，不可能有赚钱的规模。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走出贫穷，走出勤劳而不富有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慢慢脱离农村，进入“非农领域”。|www.aihuau.com|1嘉宾陈志武：对于农民来说最核心的资本是土地；对于城市人来说，最核心的资本是一双手，人力资本，大脑和一双手，因为城市里面的人没有土地，有房产，从生产资料来看可以有自己的企业。但是过去30年的城市市场化的改革，至少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已经让每一个城市人的双手和人力资本基本上还给我们自己了。但是农民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土地使用权或者土地权不能够交易，不能够做抵押。从银行借款用土地使用权做抵押，这只是一种形式。更多的时候，如果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合法做抵押，更多农民自己去创业或做交易，就方便多了。比如咱们两个人合伙，一人出五分地。或者说你今天多投入十万块钱，我现在没有五万块钱，但是如果最后十万块钱亏了，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给你，这个不需要从银行借的。如果土地的使用权能够做抵押，让每个在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即使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多了几份选择。每一种改革如果能够给更多农民或者城市一般的人、有能力的或者没能力的有更多选择的空间，这就是一种进步，这就是所谓的授人以渔。农业富国已成历史，农业在社会中的支柱地位逐渐被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代替。昔日，农业反哺城市和工业化，今天，我们应该用工业化的成果和手段去反哺农业，让更多的农民摆脱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制度是经济发展的边界，如果成本制度过大，将会大大增加发展的成本，经济的横向扩展将会遭遇瓶颈。如果不解决制度问题，中国人永远勤劳，24小时工作可能都不会富有。同时，如果缺乏创新力，没有创新的意识，勤劳就有可能事倍功半，我们劳动获得的附加价值会很少。唯有打破制度界限，提高创新意识，才能真正让中国人变得勤劳且富有。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和以往任何经济体的崛起不同,中国是以世界1/5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的，30年的一路成长，改变了几代人的生命体验。当电视屏幕上出现“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的故事时，没有人怀疑，自己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巅峰时刻。然而，繁荣真的会永远眷顾这个国家吗？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前行的长河中是否有我们未曾发现的暗礁，当我们把繁荣已经视为理所应当时，是否能对试图绊倒我们的障碍视而不见？20年前，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共同贫困这个残酷的字眼已经与中国绝缘，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富有与贫穷的巨大差距像一个巨大的鸿沟，刺眼地显示着中国在发展中隐藏着的伤疤。根据2009年年初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761元，二者相差近4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在消费支出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61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11243元。嘉宾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分三段，第一段，中国贫富差距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过去是绝对过剩，现在是相对过剩，这两个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增加财富，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GDP由30年前的3600多亿元到现在超过30万亿元，财政收入由过去1132亿元人民币，到现在6万多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增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现在就要思考我们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现在贫富差距确实过大，财富往一端启动，可能付出的代价很高，GDP每年的财富分配中分享的份额很少。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过去资本严重短缺与劳动力过剩，所以各种政策都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劳资双方的所得就出现了失衡，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从资本相对短缺到现在资本相对过剩，可以说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贫富分化不仅导致了社会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裂痕，导致结构层面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与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还终将带来社会断裂，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嘉宾郑功成：财富分化的差距首先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不同社会阶层，贫富之间往两极走，并且产生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国家很多社会矛盾甚至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全体国民不能够合理地分享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影响我们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也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20年前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鼓励财富的创造，它带来了财富的增加，那么现在如果不强调合理地分配它就会进一步影响财富的继续增长。打个比方，我们现在财富很多，我们对外贸易程度都很高，但内需拉动不足，消费能力有限。然而，城乡差距仅仅是巨大贫富差异的冰山一角。前不久，有专家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实际上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甚至比城乡之间更严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有人批判改革带来了贫富分化。与其把罪责归咎到改革，不如说是市场失灵的错。市场经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黄金砝码，如效率和公平，但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共同要求。如果一味坚持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嘉宾郑功成：市场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前不久华尔街用着政府救市的资金，还给高管发2亿美元的奖金。单纯从市场来讲好像是合理的，董事会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包括奥巴马都说这是很卑鄙无耻的行为，所以市场的分配不可能保证公平，它只有利于强势方。市场解决的效率问题这是我们遵从的，它是一个优势，但是它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能解决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况且在我们国家，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全成熟，我们的初次分配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还有一些（非收入）分配并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分配。这些分配的不公和失范的现象，实际上对财富的分配格局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是绝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能认同的东西。除病要除根，初次分配格局的扭曲是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病因所在。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格局中最受争议的就是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发达国家则达到50%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价格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这一局面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些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且这个趋势好像每年还在下降，这只能说明，劳动力的价格或者劳动力的分配在整个市场分配过程中的权重在下降。嘉宾郑功成：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国家税收拿一部分，现在拿得越来越多，企业的投资所得并没有下降，所以劳动所得就越来越少。那么，如果劳动所得比重提高，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会得到有效的抑制。一般来讲，在发达国家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里面所占的比重起码在55%以上，我们现在不到40%。按照2008年GDP30万亿元粗略估算，差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就是3万亿元。如果给我们涨3万亿元的工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邓小平同志曾说，如果改革改出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改革就算失败了。今天，我们的社会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属于严重贫富分化。我们无法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裂痕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