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界史博士、当下最有知名度的外国史学者之一，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钱乘旦走上治史之路极其偶然。1978年，“文革”结束，中国高等教育在艰难中逐渐恢复。尽管对于无数绝望中的青年来说，这意味原本锁住未来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迷茫依然是他们的主流情绪：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考上，不知道自己想读什么，适合读什么。一切都和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一样，有待从头开始。
“我属于老三届插队的一批人，在乡下很无聊，也没事干，就多看了点书。后来就有一个机会，考1978年的研究生。之前我读过外语，似乎是应该报外语系，但非常偶然地，我在招生简章上看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我突然感觉历史似乎更对我的口味，在乡下也看了不少东西，结果就考上了历史系。”面对时代周报记者，钱乘旦笑谈往事。
197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只招三个研究生，钱乘旦成为其中之一。在南大，他见到了后来的导师蒋孟引。蒋孟引，号百幻， 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1929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深造，以论文《论1856一1860年的中英关系》获得博士学位。与雷海宗、周谷城等被现在称为民国大师的学者一样，蒋孟引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
当年，蒋孟引只有钱乘旦一个学生。两人在历史系第一次相见，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不认识老师。学生说自己是被分配给老师的，老师就对学生说，那你跟我学英国史好不好？钱乘旦说好。蒋孟引说，那你就好好学。
蒋孟引开始带领钱乘旦看书。南大历史系里有一个特藏室，放的都是外国出版的历史书籍，大部分是英文的，也有一部分是俄文的。蒋孟引不多说话，挑了几本，对钱乘旦说，你拿回去读吧——一段师生缘由此开始。
采访中，钱乘旦反复强调蒋孟引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乃至人生成长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自己选择了一个现在看来极为正常、当时却颇有些敏感的研究课题“英国的议会改革”之后。“蒋老师鼓励我大胆去做，没有问题，只要把材料做实就可以了。”钱乘旦回忆。后来这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历史》，是这本核心期刊首次发表一位30岁以下学者的论文。
1985年钱乘旦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史博士，并获得奖学金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研究。
2006年，纪录片《大国崛起》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钱乘旦担任这部纪录片的学术指导。早在《大国崛起》拍摄之前，他还曾为中央领导人作“专题讲解”：2003年，他与另一位世界史名家齐世荣教授一起，向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讲解《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钱乘旦说：“跟领导们沟通得很好，他们对世界历史是有兴趣的，但是这样的讲解还是比较少，应该多了解一些。”
目前，钱乘旦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并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接纳为通讯会士——这被外界视为对中国世界史研究水平的认可。
虽然行政职务繁多，钱乘旦目前还在北大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并继续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谈及最近热门的“院士”话题以及文科是否也应该评选所谓的类似“院士”？钱乘旦表示可以有，但不一定要叫院士，他坦言文科评院士很难，“因为会面临官员是否应该被纳入的问题”。他认为可以由教育部出面评一批“部聘教授”。
苏式学术体系的“祸与福”
时代周报：现在外界都比较缅怀民国时期的学人，认为诞生了很多大师。民国时期的人文社会学研究是不是确实高于1949年以后？如何看待前后阶段的不同？
钱乘旦：未见得后不如前。民国时期，中国有历史学，有历史学家，但没有世界史这样的学科，这个领域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是不受承认的。包括像我的老师蒋孟引、周谷城、雷海宗等一批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公认为世界史专家的，在民国时代，他们如果回来，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找到教职，教外国的历史是可以的，而且定会分派他们去教外国的历史，但如果想升比如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等，就必须写中国史的论文。换句话说，教书是教书，但研究则必须写中国史，所以现在常说，那些老前辈中西贯通，其实都是给逼出来的。你不这么弄，你永远做小助教，被逼的，没办法。周一良本来研究日本史，但回来以后没办法，只好去啃隋唐五代。好，做出来了，写了几篇文章人家都认了，认了以后就可以做教授了（笑）。
因为不认外国史研究，因此在民国时代，外国史的学术研究水平其实并不高。当时学界不把外国史当学问来看待，觉得只是一门知识，教课是传授知识但不是学问。当时的理论是中国人做不了外国史研究，今天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因为没有资料，条件也受限制，那会还在打仗嘛。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受苏联的全面影响，虽然对选题的局限性比较明显，但另一方面，世界史作为一个学科，开始被学术界承认和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有世界史的，你要学苏联，你就要承认世界史也是一个学科，结果就接受了，所以才会有像雷海宗这样的一批人，不仅教世界史，而且可以做这方面研究。这很有意思。另外，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世界史教研跟1949年以前几乎一样，没有世界史研究。也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曾长期受苏（联）式理念左右，这对中国的世界史教研有何具体影响？
钱乘旦：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之前，没有所谓的外国史或者世界史这样的概念。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没有研究外国历史的概念。鸦片战争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英国，就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历史、政治制度等，但也仅限于介绍或翻译一些文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中国开始出现研究型的东西，基本是关于西藏问题、中英关系等。到了二三十年代，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学外国史了，如我的老师蒋孟引，他属于第一代在英国接受历史教育，然后专门做英国史的中国学者。还有留美后研究日本史的周一良，留美的雷海宗，留法的沈炼之，复旦的周谷城等。这以后才有真正的英国史研究出现。但他们那一代人，基本上是接受西方教育，所以这批老前辈老先生们都是使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和选题的。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全盘苏化一边倒，几十年间的理论、思想基础、选题都是苏联式的。具体到英国史，也完全按照苏联体系，如一般的教科书以及人们所关注的内容基本都是两个革命加一个运动。两个革命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个运动即工人运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一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它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英国人的叫法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不用“资产阶级”这个定语，全世界差不多没有人这么说了，可是中国人已经叫成习惯了。
在中国，和英国相关的历史就这些，教科书上也如此。所以当时的学者做选题，基本就是在这三大块里面做。不过这是世界史的状况，中国史不同，有它几千年的传承，所以中国历史可以按照传统去研究，哪怕是乾嘉学派的方法，就算重复也不会被说什么。而外国历史怎么研究就没人知道了，一直受苏联的影响，带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时代周报：“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世界史教研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钱乘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学生和老师们其实都很惶恐疑惑。是完全恢复过去的那一套做法，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新的设想、新的尝试？大家感到“文革”甚至“文革”之前的做法似乎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但该怎么做呢？不知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批学生可以说是一个尝试甚至是一个实验，就是要摸一条新路。虽说如此，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又不可能摆脱很多惯性。比如说当时的课程设计，我们是世界史第一批研究生，但招收我们并不是为了学位，国家并不是要建立学位制度，只是因为研究生比本科生要高一点，所以中国应该培养研究生。
那这个研究生要怎么培养？说实话，老师们心中没数。我的老师蒋孟引，1930年代伦敦大学的博士，当然接受过完整的学位和学术训练，他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至少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成为博士的，但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去做？就不知道了。基本上，第一批研究生的导师，差不多都是那样，那些老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幸存下来的那批老知识分子，被请出来教研究生，他们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和我们之间其实已经隔了一代，尽管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只能去尝试。即使如此，基本上还是沿用“文革”以前的课程设置和主要教科书，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用。
中国公共史学太糟糕
时代周报：你是纪录片《大国崛起》唯一的学术指导，他们如何找到你的？
钱乘旦：2003年，我和其他教授给中央政治局做专题讲解，有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大国崛起》的策划人了解后，立刻萌生了以这样的题材做一个片子的想法。我当时在澳门工作，策划人通过执行导演电话联系我，说有这样一个想法，问我愿意不愿意？我那时候感到犹豫，因为我一直是做学术的，害怕不伦不类，但觉得试一试也好，所以同意了，合作也就开始了。
时代周报：对《大国崛起》这类面向公众的历史纪录片，你是否认可？特别是其讲述历史的方式和出发点。
钱乘旦：其实，这样的形式在中国非常不成熟。事实上，尽管最近几年特别是《大国崛起》播出以后，又产生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弱小和不成熟。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非常突出，许多极优秀的学者参与到公共史学里去，如BBC的“英国历史系列”，做得非常好。但我们这里，有关公共史学的影视作品，不但少，品质也相差太远，需要大力加强。而且很多文艺作品经常戏说，其实是瞎说，弄得非常不严肃。很糟糕。
时代周报：围绕《大国崛起》，有各种批判的声音，有人认为该片只是关注各大国成为霸权的历程，没有关注这些国家内部人民争取革新改良的历程，透露出一种奇怪的实用主义思维。你对此有何想法？
钱乘旦：我所了解的情况可能相反，当时片子出来后，确实有不同的说法。但主要是批评这部片子关注怎样成为大国，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罪恶的方面。其实这部纪录片非常明确，就是讨论这些国家如何从弱变强，当中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片子课题本来就说这些，很多内容，一般的中国观众本来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些说出来后，引起了大众震动。这就是公共史学的力量。
如果我们拍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主题，当然是另外一个角度，会提及劳动民众的苦难等。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批评角度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对那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我们的片子不是没有说—包括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这些都有提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取决于有没有民主制度，英法崛起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成熟以后才成为大国的，事实是：英法民主制度成熟时，大国地位已经丢掉了。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第一是由于公众对历史不了解，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不了解；第二是有些人有先入之见，不根据事实说话。我们学历史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真实历史是怎样就是怎样的。
时代周报：目前国内公共思想界存在一种思路，只关注英国崛起称霸世界的历程，但认为现在的英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也有人认为英帝国的解体是英国的失误，甚至归咎于英国民主体制。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钱乘旦：这是对历史不了解的想当然说法。一般学界公认，英国民主制度从1832年开始起步，到1928年成年女性获得公民权，是建构现代民主制度的时期。1832年是英帝国的维多利亚中期，而英帝国最强盛是在一战前后，然后开始慢慢衰落，最后解体。解体的根本，在于很多因素使得“帝国”这一结构在当时的英国以及世界已经不能存在下去了。从英国来说，帝国内部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与制度毫无关系。像印度这些地方要脱离英帝国，是因为不能接受英国对它们的控制。英国还在很多地方造成了当地社会经济等各种问题，英国人也和殖民地的统治阶层发生了利益冲突。许多领导殖民地离开英国的人都是英国培养出来的，像甘地、恩克鲁玛等。很多想当然的说法之所以流行，体现着中国人整体的历史知识已经非常低落了。
没有彻底客观的历史学家
时代周报：你是否支持历史学家更多介入公共事务，参与公共讨论？
钱乘旦：我认为历史有两个功能，一是尽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历史学家的使命，让大家知道过去；二是历史学有警示作用，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历史传统都强调这个，如司马迁主张历史的警示作用。但这两个功能，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和接受的。特别是后者存在争议，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历史学只是和过去打交道。我不会说这种看法不对，只是各人的理解不同而已。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层多以理工科背景为主，现在文科背景似乎又多起来了，你如何看这个现象？
钱乘旦：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常说现代化，当一个国家把现代化作为目标，然后开始启动，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早期会出现技术专家、经济学专家等，他们起主导性作用。等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问题突显出来之后，领导人的知识背景就会发生变化，我认为没什么可惊讶之处。
时代周报：随着国家崛起，历史学的现实政治意义将变大。比如在中日领土争端中，日本的井上清教授和村田忠禧教授就从历史角度出发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高句丽历史研讨中，中韩两国历史学家也各有立场。在这些现实问题上，历史学家是否应保持不受外部因素影响？
钱乘旦：这还是回到了前面所说的历史学的两个功能上。首先，我自己觉得两个功能都存在。如果另外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两个功能都存在并且强调第二个功能，我觉得无可厚非。其次，历史学有非常强的趋向性，历史学的立场是客观存在，但历史学家都是有立场的，不可能存在没有立场、彻底客观的历史学家。
不要把“有用”看做GDP和金钱
时代周报：你是如何成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的？
钱乘旦：我是1978年入学。198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一位教授叫王觉飞，也是老的留英学生。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在南大留学的英国人。王教授想请英国学者给学生们讲课，这位英国留学生很认真，愿意尝试。他回去以后，和爱丁堡大学的讲师哈利?狄金森（Harry Dickinson）说了这件事，狄金森听后很感兴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邀请过来做英国史方面讲学的第一位学者，他对我们整个国内英国史学界的帮助、推动和促进作用是极大的。
现在他和我们也一直有密切的关系。他来中国已经20次，通过他，我接触了很多的英国学者，也有越来越多的英国学者到南京大学来交流。他们把我的学术研究情况介绍给英国。当时南京大学是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中心，因此我跟英国历史学界的交往和了解就变得很密切。有一次英方提出皇家历史学会愿意接受海外会员，我就答应了。当时社会反响并没有太轰动。
时代周报：作为一位同时接受东西方教育的学者，你如何看待西方教育体制？
钱乘旦：我在1983年去美国，后来不断地去英美。最长的一次是1986-1987年，在爱丁堡大学。西方大学的传统确实非常古老，形成了很好的机制，良好的学术氛围。在那里，学术的崇高地位，人们对知识的尊重，学术的规范性等都值得借鉴。但是有一个问题，从1960年代开始，西方大学越来越强调实用性，从美国开始的，把能不能创造利润作为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现在，英国大学的水平和要求都比过去低，他们也承认，这与商业化趋势有关系。一方面，商业化趋势保证高等教育有更多经费和社会需求，另外一个方面也在学术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
时代周报：你在西方看原始档案时，如何克服看不懂手写体材料这个问题？
钱乘旦：很多时候只能靠猜。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学科都处于衰退状态，你怎么面对学生找工作的困惑？面对历史学无用的质疑？
钱乘旦：我来北大后，历史系的教师说，他们1977、1978年进来，最高分都在文史学科，低一点的去经济学，再低一点的到法学等。10年后，经济学、法学甚至社会学都变成了显学。
其实在美国，很多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都不招本科生，要读其他本科专业才能读工商硕士。在很多大学，招进去的学生不属于任何一个院系，但对学生有要求选课比例及学分配制。很多学生会选历史系的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做历史学家，他们只是认为历史必须学而已。在美国，学经济是做理论的，做实际工作的是商学，是两回事。但在中国就变成同一回事。
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他们只是把历史看做物质。只有不把这种“有用”简单地看做GDP和金钱，才会真的有用。这种问题和整个社会对历史的意义认识不正确有关。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对有些领导，他们认为历史是没什么用的。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是凝聚一个民族的认同感、缔造一个民族文化最强有力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