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街道办消失背后的价值取向
铜陵社会治理变革与姚玉舟密切相关。2008年，姚玉舟从马鞍山调任铜陵市委书记，2013年，转任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
据悉，2000年姚玉舟曾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其在党校完成的论文内容涉及社区建设。他在论文中写道，与国外相比，社区建设在我国起步较晚，而现实中存在的街道办和社区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功能雷同，前者集聚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而后者因受资源、职责、经费等限制，很难为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街道成了服务的“隔热层”。
铜陵流传着一个故事：2009年下半年，姚玉舟在一次铜陵的调研中问突然问一个街道办每年要花多少钱，有个领导说好几百万，姚玉舟当即来了一句：“一个街道没有什么事还要花那么多钱！”
据铜陵市民政局办公室一位不愿具名的副主任介绍，“当时，姚书记即要求民政局对街道办存在的利弊进行研究，看看是否有撤销的可能。”
铜陵市副市长王纲根当时是铜官山区区委书记，至今仍记得当时他们对于街道办调研的结论：“街道办理应协助区政府做些工作，但实际是街道经常扮演‘二传手’，将上面的任务再布置给居委会。而居委会没有手段，没有资金—财、物都集中在街道，‘上面拨的钱到了街道办，基本都是街道办先花了，社区想做事却没钱。’”
王纲根介绍，当时为了寻找到好的改革方案，铜官山区几套班子和相关部门先后走访了上海、苏州、深圳、青岛、贵阳、武汉等多个城市，发现正是职责定位不清，导致了街道办与居委会在角色、功能、任务上的冲突，结果前者没履行好管理的职能，后者也没有发挥好自治组织的作用。
在铜陵的多次官方文件中将这一现象比喻为“肠梗阻”。2009年，铜陵市决定对“肠梗阻”动手术。
恰好这一年4月，全国人大废止了自1954年开始施行的《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为铜陵社会治理改革解除了法律障碍。
2010年8月18日，从铜官山区开始，6个街道被撤销。2011年9月5日，安徽铜陵市全市10个街道办全部被撤销，并在原街道范围内，将原有61个小社区整合为23个大社区。
新社区采用 “一个核心三个体系”的架构：党工委、公共服务中心、居委会、社会组织体系。即以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以及社会组织三个体系为支撑的整体架构，实现责权利有机统一，形成党的领导、居民自治、中心服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区管理服务新格局。
根据方案，撤销街道后，原来下属的具有执法职能的城管、协护税等职能，上收到区直部门分片归口垂直管理。街道办撤销之前的公共管理、服务及部门审批职能则下沉到社区，每个新社区设立一个公共服务中心承接综合事务、民政事务、人口计生、综治维稳信访、文明创建、社会保障、经济服务等七大项职能。此外，原街道办党工委及群团，武装等职能也下沉。
由此，“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调整为“市—区—社区”三级服务。
不过，铜陵市政府更为重视的是“减法”背后的“加法”。
随着社区数量减少，规模扩大，各种资源开始向合并后的“大社区”集结。以铜官山区阳光社区为例，2010年阳光社区成立原来只有9个工作人员，撤并成大社区后，工作人员增加到40多人，经费由每年三四万元增加到约50万元。
“比较于之前的街道办，改为大社区之后，最明显的变化首先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有了极大的充实。”铜官山区五松社区副主任赵亮就如此告诉时代周报。
人员的充实还体现在社区工作人员结构的调整上。资料显示：2011年改革前，铜官山区、狮子山区街道、社区共有人员739人，改革后，精简人员10.4%，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提升12.9%，平均年龄降低4.75岁。
“一大批区直部门、街道办事处优秀人才充实到基层，这也很大程度上优化了社区工作者的年龄和知识结构。”铜官山区社区建设办公室主任杜平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不仅如此，此后的这三年，铜陵市民政局通过社会招聘、千位人才引进等手段将一批大学毕业生导入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之中，彻底改变了此前街道办、居委会“大妈”、“大婶”居多的境况。
2013年11月、12月，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期间先后走访了阳光社区、天井湖社区、五松社区，发现上述三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有将近50%是最近三年新进的大学毕业生。
网格化管理与服务下沉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社区工作重心、工作对象、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均发生变化。
据杜平回忆，在铜官山区街道办撤销之前，一些主要的街道办诸如铜官山街道、横港街道都承担了大量的经济职能。“当时一个街道招商引资任务过亿，税收任务过千万那是很常见的。”
“在街道工作也很忙，主要忙经济工作，但是，现在社区工作主要精力是为居民搞服务。” 五松社区副主任赵亮说。
2013年11月13日，在五松社区，记者见到前来办理退休移交手续的陈先生用了不到10分钟，就办好一切手续，这让陈先生感到十分意外。 “2009年我给老伴办理退休移交手续，跑居委会和街道几趟才办好。”
“铜官山区内各个社区已经实现了集社区党建、劳动保障、民政优抚、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综治维稳为一体的‘一站式’窗口服务。”杜平说。
在杜平看来，在实行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尤其体现了“服务”的理念。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所谓网格化管理，即各个社区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原则，每200-300户左右划分为一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管理员，主要负责日常巡查和综合信息采集等工作，实行AB岗工作制，专门业务工作为A岗，对网格内各项事务负责为B岗，实行各项业务在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类处置。
以阳光社区为例，该社区住户9230户，常住人口29361人，共分为38个网格，从书记周云起，一直到普通的工作人员共38人均是社区网格员。其中最多一人负责341户，社区党工委书记周云、副书记丁庆胜分别负责60户和98户。
为了更好地联系自己的住户，特别是那些“老、少、边、穷”（老，是老年人；少，是少年儿童；边，即社区里的流动人口、无证商贩、特殊管理对象等边缘群体；穷，是指社区里的低保户、困难户、下岗失业人员），除了建立QQ群、电话联系之外，社区网格员还需要经常登门了解情况。
“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党工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社区网格员，网格员需要对服务对象的情况非常熟悉，能够主动去为居民着想，哪怕是谁家老奶奶病了，谁家的电表坏了。以前的街道办干部很少处理这些事情，现在街道书记的居民并不多，而现在，社区党工委的书记必须是居民们的知心‘大姐’、‘大哥’了。”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铜陵社区改革的核心不是‘撤销街办’，而是在于其‘有限政府’和使政府服务下沉的价值取向，促进管理人才向一线倾斜。”
据杜平介绍，网格管理的社区管理新模式，就是为了给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精细化、规范化、个性化的服务。为此，铜陵市还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文件，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项目的服务提供方，完善社区市场化服务体系。
居民议事厅
与网格化管理相适应，各个社区还积极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积极的孵化社区社会组织，让他们承接相应的公共服务。
以社区养老为例，有资料显示，2012年铜陵市就培训养老护幼护理人员210人次，202人获得全国统一的养老护幼护理员资格证书；社区居民心理卫生健康项目已完成95%，直接受益群众达4000余人次。
按照最初的设想，大社区改革中还包含了政府部门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内涵。时代周报记者也先后在阳光社区、五松社区、天井湖社区看到了挂着“居民议事厅”的办公室。
现在铜陵的做法是，涉及居民切实利益的问题，均实行居民听证会和公示制度，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尊重居民意愿。这一做法被形象地形容成，要将居委会由“政府的腿”变成“居民的头”。
“现在，大到社区规划设计、小区整治、棚户区改造、室外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小到居民养鸡种花等问题，社区一般都要召开居民论（听）证会，充分听取居民的要求和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
不过赵亮坦言，“完全地放开现在并不具备条件，毕竟很多的事情，还得由社区出面。”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社区党工委、居委会的主要领导仍旧是公务员身份。
“大社区变成了小政府，这次改革应当视为政府行政权的一次内部优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曾在媒体上撰文指出。
但是，社区自治得到加强并切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以网格化为例，现在的社区工作人员每年年底都会由所负责的网格内居民打分，一旦不合格将遭扣（减）工资、停职等处理。”赵亮告诉记者，据他了解在不少社区就出现这种情况。
而在时代周报记者12月9日的采访中，就了解到幸福社区一名社区网格员，因为在居民评级中得分较低，原本3万元年薪最后被扣发了1.4万元。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份，铜官山区有天井湖和阳光两个社区进行了社区居委会直选：各级党组织不再提名候选人，由居民直接向社区选举委员会提名推荐候选人人选；社区选举委员会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人选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选举确定正式候选人，最后提交社区换届选举大会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