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有矿企、后有城市的铜陵，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重工业开发后，铜矿资源面临枯竭、环境容量趋于饱和，如何转型升级成为这座城市迫在眉睫的经济主题。铜陵需要寻找新的增长途径，这预示着经济社会命运的某种改变。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或许便能真正理解铜陵为何要大力推行“教育均衡”、户籍等城乡一体化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变革：让农民进城没有后顾之忧；让来铜陵打工的人安心留在铜陵；让少量的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产出；让那些战略新兴产业看到铜陵的诚意，愿意到铜陵落地生根。
在铜陵主政者看来，用改革换取新的改革红利，进而实现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才能真正保证可持续发展。
资源衰退型城市的“增长秘方”
按照铜陵市发改委主任王毅军2013年1月16日在铜陵第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报告，2012年铜陵地区生产总值为610亿元，按照常住人口推算人均GDP达到了令人咂舌的85814.92元，这一数据不仅在安徽省居冠，就是较之于北京和上海也毫不逊让。
但是，这个典型的“小康之城”，目前正遭遇新的挑战。在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铜陵被划归入“资源衰退型”城市。事实上，铜陵市的产业结构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按照铜陵市发改委提供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2012年铜陵三大产业的比重为2.70%， 67.80% ，29.50%。其中第二产业中轻重工业的比重又为2.7%和97.3%。
不难看出，铜陵又是一个典型的重工业城市。
东湖路666号是铜陵市政府所在地。2005年，主楼第12层挂牌了一个特殊的专职机构，至今全国独有—铜陵市循环经济办公室（简称循环办）。
这是铜陵市市属的一个正处级单位，发改委代管，听命于当地的循环经济领导小组。铜陵市市长担任组长，常务副市长兼任副组长。
在先有矿企、后有城市的铜陵，循环办的诞生预示着经济命运的某种改变。过去，这座小城以铜立命。早在3500年前，商周时期，铜陵便开始冶铜；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期间，铜陵是全国第一个年产万吨铜的重要基地。如今，铜陵拥有6家上市公司，其中与铜产业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就有3家。
“几十年前，我们以铜起家。如今，铜陵的重工业很‘重’，在二产中的占比超过90%，而重工业的特点是原材料工业，粗加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而且，发展重工业数十年后，铜陵的环境容量趋于饱和，无法再承受污染，与此同时，铜矿资源面临枯竭，95%的原材料目前依赖国内各地以及国外进口。”
铜陵市发改委工业发展科周文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还表示，“铜陵的土地资源正遭遇瓶颈，现有规划内的工业用地，97%已被使用。没有土地怎么发展？只能将重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调整。”
如何转型升级成为这座城市的经济主题。这意味着，铜陵需要寻找到新的增长途径。
“铜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维持。与此同时，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必须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对于今天的铜陵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等硬件的问题，更是社会大环境的软件的问题。”铜陵城乡一体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钟和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钟和平特别强调，从这个角度或许才能真正理解铜陵为何要推行教育、户籍等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因为，“还要考虑到安徽省是劳动力输出大省的现状。”
时代周报记者从一位铜陵市副市长那里得到的答案更为直接：“让农村的人进城没有后顾之忧进入工厂；让那些来铜陵打工的人留在铜陵，为铜陵服务；让少量的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产出；让那些战略新兴产业看到铜陵的诚意，愿意到铜陵落地生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才能真正地保证可持续发展。”
“否则，一切免谈。”这位铜陵市副市长如此表示。
“如果铜陵的这一套制度设计可以成功吸引一部分人口从长三角、珠三角回流到中西部地区，那么，它的意义很大，毕竟，对于中西部的发展而言，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南京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铜陵市财政局也看到了“改革”的红利正在显现。“今年1-9月份，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进一步提升至25.55%，新兴产业对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2%。在宏观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新兴产业的快速增长强有力地支撑了全市工业的增长，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该局副局长单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用改革换取新的改革红利，实现经济转型，这是铜陵改革的动力来源。
“改革小气候”
“不得不承认，铜陵这些年的持续改革，得益于汪洋在市长时期开创的改革基因。”铜陵市老干部局的一位退休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这对于任何后来的继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示范与激励。同时，汪洋改革的轰动效应，也为继任者设置了更高的要求。”长期研究铜陵改革的吴稼祥指出。
自汪洋之后，铜陵历届市委、市政府都高举改革的大旗。有媒体统计自汪洋之后，铜陵的领导者至少又进行过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是1998年，为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藩篱，铜陵市决策层发起了“起来，铜陵！”思想解放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铜陵不仅大胆创建了私营工业园，还在安徽省率先进行了资本运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铜陵板块”。
2008年，姚玉舟担任市委书记之后在铜陵又发起“崛起，铜陵”思想解放大讨论。
据钟和平回忆，在姚玉舟担任市委书记期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年都要确定一到两项改革重点进行突破；同时，要求下级像抓项目建设一样去抓改革，对每项改革都排出重点，明确责任主体以及时限。这被视为近年来铜陵推陈出新引领改革的直接原因。
“汪洋说过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姚玉舟也提到，作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一要率先垂范，勇做改革的领头人；二要旗帜鲜明，坚决支持勇于改革的人。很多事情只要方向正确，就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一位不愿具名的政经分析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些构成了铜陵改革的“小气候”。
当然，小气候形成还离不开铜陵的实际。
铜陵下辖三区一县，总面积仅1113平方公里，总人口74万，是安徽省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 在这座小城推行改革，“船小好调头”，政府的投入不算巨大，风险则相对容易控制。
这也成为20多年来国家和安徽省有选择性地将一些改革试验放到铜陵来的一个原因。1992年,中央高层力挺铜陵改革,铜陵成为全国18个优化资本结构、国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障和安居工程建设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之一。2004年，安徽省决定进行车改试点，确定合肥、芜湖、安庆、铜陵、马鞍山等5个城市为试点城市。
2005年10月，安徽铜陵与河南鹤壁、浙江宁波、贵州贵阳等10个省市一同被确认为全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市。2008年4月，安徽省先后批准芜湖、马鞍山、铜陵、淮北、合肥、淮南等6市为安徽省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3月，铜陵又被列入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
“在中共的历史上，一直都有摸石头过河和抛气球的传统，这意味着铜陵这种风险可控的地方成为最好的试验场。”上述政经分析人士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铜陵这些年积累下来“家底”也是很多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
以户籍改革为例：根据铜陵市相关部门的静态测算，铜陵户改后，政府需要累计为每个新居民支付73500元，其中，基础设施投入6万元、保障性住房5000元（按人均成套面积20平方米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3500元、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5000元。目前，铜陵的农业人口大约30万、外来人口8万-10万，这意味着户改的成本巨大。
显见，“最彻底的户籍改革”背后是不菲的经济代价。
而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铜陵市实现全市财政收入127.3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63.6亿元，上划中央收入63.7亿元。
在资本市场已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铜陵板块”—铜陵有色、三佳模具、铜峰电子、精达股份、六国化工、安纳达钛业六家上市公司，是铜陵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铜陵有色为例，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1065亿元，成为安徽省首家千亿元企业，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14年保持全国铜行业首位。
“我认为，一个城市能否推进户改需要考虑两个条件，其一，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其二，财政的可持续支付能力。”钟和平说。
其实，早在2004年，郑州曾进行过一场大跃进式的户籍改革—任何人只要在郑州有亲戚，又能提供住房证明，那就可以成为新市民。此后，仅8个月的时间，郑州市区人口猛增38万。当年秋季新生入学时，郑州的中小学生暴涨三分之二，很多班级的人数突破90。最终，郑州户改草草收场。
铜陵的情况则不同，它所处的安徽省是中国的人口输出大省。“铜陵的人口聚集能力并不强，而且连续5年，政府每年都要推进48项民生工程，增强城市的承载能力，而目的就是为吸引人口打好基础。”钟和平说。
不容忽视的隐忧是，户改带来的社保压力很大，铜陵财政可能会捉襟见肘。“目前，城乡社保在制度上已经并轨，但实质上依旧分轨。因为，很多农民进城后，并没有购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而是依旧交新农保。我们当初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才敢于出台政策。”上述铜陵市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