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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能吃苦。中国自古就把经商视为贱业，“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对各职业的排序是“工农兵学商”，“商”依然排在最后。中国人以谈商为羞耻。浙江商人很早就突破了中国的面子观，突破了经商的心理障碍，不以经商为耻辱。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就肩挑着担子，穿行于全国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当地人听不懂的噪音吆喝着做修修补补的小生意：弹棉花、修鞋……不少人看不起他们，觉得修一双鞋赚几毛钱没出息，甚至连农民都认为他们干的是很下贱的活。但他们不以为然，默默无言地承受着世俗的眼光，踏踏实实地赚钱，等到讥笑他们的人醒悟过来，浙江人己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他们敢于背井离乡，经常一个人背着背包出去创业，通过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去做别人做不成的事。在浙江商人的眼里，皮肉之苦不算苦，最苦的是人格之苦，在他们发达之前，很少有人看得起，甚至遭受侮辱。英雄不问出身，大约90%的浙江民营企业精英，出身贫寒。万向集团董事会主席鲁冠球是打铁出身;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本是修鞋匠;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出身农民;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原本是汽车修理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是打工仔;正大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最初是个小学徒。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他们有“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劳精神，有“有机会就抓住机会，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的市场眼光，有“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生存能力，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事，最终赚到别人不能赚到的钱。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他们在强烈的创业欲望的驱动下，吃大苦，耐大劳，经历磨难，百折不挠，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五、最为团结。 “人”字是一撇一捺组成，相互支撑，表明人要互相依靠。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和”是由“禾”与“口”组成，意思是每个人都有饭吃;“谐”是由“讠”与“皆”组成，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人都有经济、政治待遇。浙江人深入地领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巧妙贯穿于经商实践。他们有钱大家赚，抱团打天下，从不吃独食。在外经商只要站住脚，就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姓，一姓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进而形成规模大、协作好、分工细、效率高、竞争力强的网络经济，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浙商，哪怕只有三个人在一起，也能团结互助，共同赚钱。他们认为“团结就是力量”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商场，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更强，可以把市场经营的风险降低到最少限度。他们以亲情、血缘、老乡等为纽带，联接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体。浙江经济是地瓜生意，根系深入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吸取营养，把自己做大做强。浙商到外地寻找商机，如果找到的商机不是自己生意范围，就会通知家乡的协会、商会，让更适合的同伴及时来做这项生意。浙商抱团打天下的重要载体是协会、商会，团结的力量也来自协会、商会，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协会、商会，我县哈尼服饰协会成立，他们踊跃交纳会费就是一个明证。在浙江，商会、协会是知名度最高、最有面子的经济中介组织，很多人印名片都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摆在最上方，而浙江的企业老板愿意把所在商会的职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温州人认为，最大的领导是温州总商会会长。商会是浙商群团打天下的利器，是行业代言人，政府管不了的商会管，企业办不了的商会办，商会与各国都有交往。2006年，在米兰举办的眼镜展会上，温州商会组团参展，80多个展位被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一举拿到4000万美元的订单，让同去参展的江苏人很羡慕，希望下次能够编入温州展团。浙江商会规定：哪个地方的人来，就由哪个地方的会员负责接待，如果遇到破产而身无分文的老乡，商会就会安排吃住，送路费让他回家。或者出主意、想办法、借钱让他东山再起。浙江商人陈敏说：“去当会长，除了种种公众和企业的利益外，我个人也在追求一种成就感。我总觉得我不仅能带动一个企业，还能带动一个行业。”人们从管理学的角度对大雁进行研究表明：大雁有很强的团体意识，领头雁拍打翅膀是为后面的大雁创造上升的气流;后面的大雁发出鸣叫，是为激励前方的伙伴，这种团队合作的成果能使飞行效率增加70%。如果一只大雁负伤或不幸被猎人击中，会有两只大雁离群帮助它飞到安全的地方，直到它伤口愈合后一起飞或者死后才离开，这些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启发。
六、最为精明。浙江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的商业头脑最为灵光、精明，善于从一切别人不经意的现象中发现商机。他们往大衔上一站，用鼻子左右闻闻，就能找到赚钱的机会。有人说，他们的头发像无线电的天线，随时随地都在接受商业信息。又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赚钱机器。在伊拉克战争时，美国、英国热衷于瓜分伊拉克市场的时候，头脑灵活的浙江人采购一些食品、衣物等囤积在伊拉克的边境线上，战争一结束，这些日用品在第一时间进入伊拉克，不仅卖得价格高，而且被抢购一空，成为伊拉克战后最先得益的人群。他们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有时锱铢必较、斤斤计较甚至一毛不拔，追求金钱的最大利益化。娃哈哈集团的总裁宗庆后在签单时，看到下属买了十个扫把，就说“买十个扫把还不去批发?” 他们认为小钱是大钱的祖宗，认真开发小产品，做好小生意，用小商品创造了大世界，当美国人用他们的高科技支配全世界时，他们身上穿的却是温州人做的衣服，使用的是温州人做的半导体，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温州人做的闹钟，吸烟时用的是温州人做的打火机，戴着温州人做的眼镜。曾经有一家日本打火机企业，不服气浙江人把打火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派考察团到浙江考察，当他们知道，同样一个电子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而浙江只要1毛钱甚至更少时，一个个面如死灰，回国后将打火机厂关闭。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个老大妈早点摊上吃早点，在聊天时感叹生意难做，小本生意赚不到钱，做大生意无本金。大妈听到后，用手指着路边的石子认真地说：“做生意不难，从现在起你每天去捡小石头，等全部捡完后，再把它们卖掉，你不就有本钱了吗?”大学生对此嗤之以鼻。几年后，两人不期而遇，大妈依靠卖早点把破旧的摊点变成了五星级的酒店。大学生羞愧难当，自己仍像陀螺一样在四处寻找工作。有一家浙江公司向日本订购食品机械，日方开价150万美元，温州商人对此也认同，但仍与日方讨价还价，要求降到145万美元，日方同意并申明这是最低价。浙江商人要求降到140万美元，日方拒不接受。谈判陷入僵局，但公司的人员不急不燥，表现出很神秘的样子，日方怀疑是否另有卖主，无奈之下以140万美元成交。浙江商人又以批量购买为由，降价为135万美元，后来又在付款、运输、保险等方面不停的讨价还价，最终以130万美元购进。
七、最快动作。每一次国家宏观调控、整体经济波动时，浙江人总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以很强的洞察能力最先捕捉到商机。他们对钱的时效性有很深的认识，认为赚钱要越快越好。浙商善于从报纸上、广播里捕捉商业信息，经常在竞争中抢占先机，仿佛先知先觉，天生就跟着市场走。其实，先知先觉是事物变化的先兆，先知是先觉的前提和基础。一个温州商人在火车上懒洋洋地闭目养神，听见公安部发布严禁汽车驾驶员疲劳驾驶的命令，就在高速公路旁建盖汽车修理店和驾驶员休息场所，赚了一大笔钱。中韩建交前夕，一个精明的商人看到中韩高层领导接触频繁，就在离韩国较近的胶东半岛购置了大量的地皮，中韩建交后，他通过转让土地又赚了盆满钵满。一位小老板在翻阅《中国新闻报》，有人问他，“这里也有生意吗?”他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说“国家新闻出版署将要更换全国的记者证，这不是商机吗?”教育部颁发的教师资格证、香港回归警徽、甚至美国海陆空三军的警徽、装欧元的标准皮夹，无一不是浙商的杰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面对瞬息万变的商机，多谋善断是他们制胜的法宝。“多谋”就是能判断商机、把握商机;“善断”是指能在关键的时候下决心，投资敢于一掷千金。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浙商是兵马未动，信息先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眼光准、行动快，“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商人充满蜻蜓敢为人先的精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抢占商机，他们勇于行动、敏于行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我的军队之所以打胜仗，就是因为比敌人早到5分钟”。美国人认为，市场反映的速度决定着企业的发展与利润，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企业平均市场占有率是29%，最早跟进的是21%，而其余的只有15%。中国人也说过，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庸才，第四个是蠢才。领先一步，海阔天空，落后一步，寸步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