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拥有财富?最佳答案可能不是13次连庄福布斯富豪榜榜首的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用了超过25年的时间，积攒下了超过500亿美元的财富。但对于许多财富新贵们来说，这个速度并不值得过分称道。
在2007福布斯富豪榜中，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塞吉·布林和拉里·佩奇各以160亿美元位居第26位，但令人瞠目的是，他们积累这些财富只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但这或许还算不上最快的暴富。前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浪潮之中，大批俄罗斯富豪应运而生，据统计，排名前100位的俄罗斯富豪总共占有的财富达248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名义GDP(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
如今，暴富的神话已经开始上演它的中国版本。而其中的剧情，既有与世界潮流遥相呼应的，也有纯粹中国原创的。
形形色色的财富传奇
新科中国首富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非常反感别人用“一夜暴富”来形容他的财富增长速度。
2005年12月16日，尚德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价一路攀升，2006年1月13日，施正荣身价飙升至23.13亿美元。不到一个月，施正荣家族便成为当仁不让的“中国首富”。
从200万美元起家，到20多亿美元的身家，这其中无疑包含了创业者的很多辛劳和智慧，但就其财富增长速度而言，称之为“暴富”亦并不为过。
实际上，新兴技术和资本市场相结合，产生的神奇的财富反应，已经在中国早造就了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富豪。
北京时间2005年8月8日晚11时40分，百度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挂牌上市。按照当天股价计算，百度公司创始人与CEO李彦宏的身价已超过9亿美元，铁定入围今年中国内地百富榜前10名。
这是IT世界里并不缺乏这样的暴富故事。2005年7月14日，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CEO江南春在分众传媒上市前拥有41.3%的股份，按其每股17美元的发行价，江南春在股份摊薄后，身价将近2亿美元。
众所周知，包括李彦宏、江南春以及盛大的陈天桥在内的财富新贵，并不是最早一批因为新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结合而一夜暴富的人。他们的前辈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早就因为他们的股票在纳斯达克的卓越表现而迅速跻身富豪榜前列。
全球咨询业巨擘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的百万富翁总数更是排名全球第六。
这些百万富翁们的财富实现方式不尽相同。有的顺应了新兴产业发展大潮，有的依靠资本市场的运作，还有的依靠渠道垄断、技术革新……当然，有些人的暴富方式更为简单，就是彩票市场或者股市的幸运儿。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百万富翁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财富积累方式都经得起推敲。
最近一个关于一夜暴富的著名神话，是浙江东阳市一位名叫吴英的女士创造的。
吴英仿佛一夜间出现在世人面前。2006年她2亿元现金买下700多间商铺;500万元捐助东阳的光彩事业;两个月内在东阳开出12家大型实业。而之前，她还只是县城某服务场所的小老板。
这个暴富神话直到2007年2月10日吴英涉嫌非法集资被刑拘才宣告破灭，吴英本人也落得个锒铛入狱的结局，神话变成了悲剧。
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这样的腐败，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而完成。
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为民企时，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5名管理层人员以404万元将公司买下。新注册的民营公司由公司原总经理和原党委书记共持有80%以上的股份，原公司价值4000多万元的200多个出租车营运号牌，也以223万元的“超低价”转让给管理层人员。这是国企MBO改革中又一起“一夜暴富”故事。
不安分的钱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较为明显的暴富浪潮：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个体户和官倒暴富时代，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把能够上大学、有个工作单位、捧个铁饭碗当作幸福无比的事，但当时一些个体户迈出了致富的第一步，有的人就成了第一次暴富浪潮中的佼佼者;第一批暴富浪潮中还有一批是官倒，在额度、指标、批文都可以买卖的年代，权力就等于金钱于是一些官员肆意倒卖批文、指标，狠捞了一把。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92年的股市暴富时代，1992年前的中国股市可以说是暴富的最佳路径之一，因为短缺和盲从，使人们对股市达到了迷狂之境，股市越发像疯了一样暴涨，从而成就了一批暴富者。
暴富的第三次浪潮是从1992年到1993年6月，一些人从房地产业的炒作中大获暴利，催生了不少亿万富翁。1992年小平南巡后带来的经济热潮，许多人涌向沿海地区。似乎是一夜之间，以海南和广西北海为核心的土地炒作风潮迭起，瞬间涌出了许多靠房地产业成为巨富的人。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无疑较当时更为迅猛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指出，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财富激增的时期。
他认为，在2019年老龄化到来之前还有12年时间，这12年所增长的GDP，将有可能达到前58年的3倍以上。有这样的财富和市场扩张前景，国际资本对中国财富的估值提高，巨额资本正在也将会不断涌入中国，这说明中国崛起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国内资本供给大于需求的流动性过剩。
当代国际投机资本的代表人物索罗斯在《相信自己的虚妄》一书中写到，均衡市场虽到处存在，对投资者却没有意义，因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润率，发现和利用失衡才能获取暴利。他进一步意识到在某些时期某些国家可能有“历史性机遇”，实现非均衡崛起。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也显示，新兴市场中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的财富增长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目前，这4个国家都位列于全球二十大财富市场之列。”随着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4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其财富市场预计将以两倍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加和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日益关注，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意味着有太多“不安分的钱”在中国寻找着机会，也正是这些不安分的钱，成为制造暴富神话的最佳土壤。
暴富情结
刘江(化名)是国内某知名媒体的编辑，作为一名媒体人，他的偶像并不是李普曼、法拉奇这样著名新闻人——他是Google神话的崇拜者。现在，他正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我已经制作了一个创业的计划，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懂得欣赏它的风险投资商。”他说。
刘江希望资金将来的企业也能成为纳斯达克的宠儿，从而抒写属于自己的财富故事。
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深圳某报曾经在孩子中做过调查：“你这辈子想赚多少钱”，结果是14.58%的人想赚亿元以上，16.67%的人想赚1000万以上;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多达27.08%。
而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也显示，有20%的被调查者(年青人)希望能够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财富实现方式都是彩票或者股市，这让类似于刘江那样的创业想法都显得“脚踏实地”了。据财政部披露，中国2006年的彩票销售额超过了800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2006年火爆的股市，也让中国再次涌现了“全民炒股”的奇观。这或许都能说明，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已经何其强烈。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夜暴富’之类的梦想，‘一夜暴富’几乎都快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了。”一位叫薛锋的观察家说，“据我观察，‘一夜暴富’几乎是当今中国社会里人人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普遍性梦想心理，只不过是随着人们的年龄、文化和经历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一夜暴富’心态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至于其他方面也都是一样的。”
如今，“一夜暴富”真的成为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的共性心态，不仅过多地反映在一些个人的心理行为上，而且也还较多地折射在国内工商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界和企业老板的投资经营行为当中，使当前国内许多行业呈现出被“一夜暴富”的思想意识所左右的状况。比如，在过去几年的国内房地产市场上，之所以形成大面积的投资、投机成风，也就在于投资者无不希望自己“一夜暴富”。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恂诚认为，人们暴富情结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变动社会中人们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开。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虽然也在不断进行，但毕竟比较迟缓，一般要以“代”来计算，一个自耕农要成为一个大地主，没有几代人的积累是不行的。而在近代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混乱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极少数人可以很快地暴富。例如买办的暴富是令人瞠目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上世纪初当上开滦买办，一两年间就赚了80多万两银子。郑伯照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家产多达数千万。徐润做房地产，没几年就赚了几百万两银子，而比起他同时代的上海房地产大王汪某来说，还算是小巫见大巫。
一般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别人的渐富，而不大能够承受别人的暴富、骤富，因而失去心理平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当代中国也在转型，一些人利用先入优势或改革的某些不尽完善之处，迅速富裕起来，财富效应变成了暴富效应。
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地引导和控制，这种暴富效应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拒绝暴富心态
不久前，美国《财富》杂志披露，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39%的受调查者对俄罗斯有这么多亿万富翁感到耻辱，只有7%的受调查者对他们的亿万富翁感到自豪。
同样是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产生的富人模式和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下产生富人的模式是不同的。有些人富起来是竞争过程中的自然积累模式，赚钱以滚雪球的形式越积越多。他们大多靠较多的人力资本、有经营头脑并善于把握机会。而转轨国家一些人致富模式就表现为一种急剧地暴富，这又有两种类型，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急剧私有化的俄罗斯是一种，那里出现了一批带血腥味的寡头。
李茂生表示，原来我们计划经济所讲的共同富裕带有一种很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平均主义的总体模式下，人是不可能暴富的。过去那个时代，有极个别暴富的，靠发横财，但只要他的生活高出了一般人的水平，马上就会引起周围人的关注。因此在那样的游戏规则下，那样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是基本不可能暴富的。
“到了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时，与计划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制度法制跟不上时就容易出现暴富。”李茂生说。
他认为，现在社会普遍盛行渴望暴富的心态令人担忧。
“中国当前的暴富崇拜现象和潜动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没有一种良性向上的文化和政治疏导，将最终导致社会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形成一系列的不安于能力现状、不踏实勤奋工作、不以奉献换取实现价值和回报的唯法律空隙是图，唯制度缺陷是图，唯侵吞社会公共财富是图的暴富拼命精神的形色各异的盲从群体。”一位观察人士指出。
“一夜暴富”的盛行也必然会形成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的盛行。一个人的成长、知识文化的获得与积累，必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必定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持续努力的结果。一旦人们发现富豪的财富不是通过努力和机遇得到，而是通过非法手段，那可能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仇富，进而把对权力、犯罪的恨转化到富人身上;二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实现富裕，比如接近权力、违法犯罪等，致使社会致富的正常渠道丧失。
财富的增长总是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努力程度成正比的。假定社会财富增长是一定的，“一夜暴富”者或是可能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掠夺他人财富，或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掠夺他人之财富，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行为完全扭曲。对财富创造的激励就会严重弱化，从而出现财富创造的逆向选择，社会财富的增长将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