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林冠生态系统是指高大的树木和生活在顶部的动植物群体所形成的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与高树下面所形成的众多生态系统迥异。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高树及生活在其顶部的动植物群体能够享受充足的阳光，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阻碍了阳光到达树下的各个角落。
与此类似，位于社会财富金字塔顶端的那些极少数超级精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行为导致全球经济呈现“林冠经济”形态，他们不再与国家休戚与共，也不再与国民同甘共苦。这些位居金字塔顶端的是全球大银行和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者、造雨人（rainmakers）[1]以及交易员，他们几乎个个都领着8位数的薪酬。这些人在全球各地拥有四五套豪宅，拥有私人游艇，并可随时乘坐私人飞机到达想去的地方，拥有豪车和侍从，具有广泛的人脉和巨大的权力。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让自己沉浸在自己的癖好当中，就像黑石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2]无论去哪里度假，他都会带上价值400美元的石蟹腿随行。
目前这种不平等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之大令人震惊。这些有钱有势的美国新精英阶层，既是我们理解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乏力的一个线索，也恰恰是导致复苏乏力的一个原因。美国公司都手握大量现金，简直可以说是在现金中打滚，但普通老百姓却无钱消费。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显著，2009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4%。既然如此，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美国的公司还不开始雇用人员，为什么平均工资还在下降？
部分答案在于，美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在两场比赛中都被杀下马来——一场是和技术进步较量的比赛，另一场是和其他低工资国家工人技能水平较量的比赛。在互联网时代，相较于印度、中国等低工资水平国家的劳动力而言，美国的劳动力只有在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工作技能的情况下，才可以既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又能够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当然，拥有斯坦福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人在这方面一直表现很好。但是，由于美国大部分的教育体系搞得一团糟，导致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能够参与到高科技经济中来。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相对来说还是太低，不但落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也落后于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约为80%，并呈下降趋势，然而韩国却高达95%）。正如来自韩国或者中国台湾的移民所言，美国的高等教育与他们的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
但是导致美国经济下滑、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以新寡头政治为特征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其他国民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偏移。诸如投资决策、工资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以及政府政策等问题，基本上都是由林冠经济中的群体决定的。这样一来，便在两个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第一个是，尽管那些运转良好、经营成功的美国公司确实一直在投资，但是他们并没有雇用美国劳动力来做，也不是在美国投资。这些公司的CEO们更看重的是，通过购买信息技术系统和雇用海外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更好的盈利机会。
平均而言，类似于通用电气、波音、卡特彼勒、福特汽车以及苹果公司等大公司的销售收入大约有60%源于海外，英特尔公司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4%。自从罗纳德·里根担任通用电气公司的代言人以后，这家公司在美国国内的形象上就开始走精英公司路线。但是该公司有超过一半的雇员、营业收入和资产都在遥远的海外。卡特彼勒来自国外的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约为68%，该公司最近进行的几起重大并购投资都在海外：包括在中国的两个发动机工厂、一个挖沟机工厂以及一个采矿设备工厂；在德国的一个发动机工厂，在印度的一个卡车工厂，以及在巴西的一个泵机和汽车工厂。很多优秀的制造公司和服务公司（如福特汽车、通用汽车、IBM等行业龙头公司）都有大量的业务在海外开展。事实上，美国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所体现出来的2万亿现金，大约有1万亿是屯放在海外的。7
通用电气是外包业务的开山鼻祖，它最先使用印度等国的低成本供应商进行数据处理服务。2011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了新一轮的经济咨询会议，受邀人员中有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就在参加这次会议前几个月，伊梅尔特曾下令关闭通用电气在美国的灯泡公司并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和许多其他美国公司一样，通用电气公司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每年实现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其能够通过在全球进行营运布局，实现不用缴税或少缴税的目的。
进一步来看，在过去的10年中，“外包”这种行为已经不同于往昔。制造业和服务业向海外采购和投资的活动，已经从低工资、劳动密集型的领域扩展到高端技术、高技能的领域了。这种发展趋势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极为深远。
我们现在使用的大部分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智能手机是在亚洲地区制造的，相信许多美国人对此并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这些设备现在也是在亚洲进行设计的，并且是由亚洲公司而非美国公司设计。尽管美国在尖端研发、系统设计、软件以及系统整合等高技术领域仍然保持领导者地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其已经失去了设计及制造IT行业硬件的能力。这对美国的就业和竞争力产生了深远影响。举例来说，苹果公司在全球包括零售店在内大约拥有70000名员工。但是其最大的供应商——来自中国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全球大约拥有130万名员工。美国现在已经变成高科技产品的一个净进口国，高科技行业在美国雇用的劳动力占美国全部就业者的比例要远小于在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
但是林冠经济的高管层对所有这些都无动于衷。他们不仅将市场扩张到全球范围，也将全世界视为其产品、服务、劳动力以及生产原料的来源地。对他们而言，相较于10年前或20年前的情形，可供这些名义上的美国公司选择雇用的劳动力群体，范围更广，成本也更低。林冠经济是一个计算比较的世界：印度和中国工人的生活标准较美国的要低，因此付给他们的工资水平也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很多国家都拥有了比美国还要好的宽带体系和物流基础设施（如港口、机场和铁路），但是无论出于个人目的还是工作目的，美国公司的CEO们都不会去游说政府，要政府出台加强教育或者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的政策。如果政府出台的这类政策可能还会加重他们的纳税负担，那么他们就更不会去游说了。其实，这些公共投资可以使整个社会受益，并且效益持久，而不会仅仅利于这些社会精英阶层和他们的公司。但是CEO和银行家们可以通过拥有的金钱和人脉，送自己的孩子去上昂贵的私立学校，使用私人飞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及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美国经济下滑带来的问题。
那么美国的新金融寡头们是如何拥有令人炫目的财富的呢？尤其在经济增长相对乏力、大部分美国人收入徘徊不前的时期，这个问题更加值得探讨。现在我们来分析美国新的权力结构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影响。
第二个影响涉及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演进过程。这些过程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会进行分析。但是其中有一点非常清楚：除了高科技行业，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新的顶端精英阶层财富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由于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事实上，美国经济出现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可以归咎于美国公司高管层的权力扩张，这种扩张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行业，导致了经济的下滑。得益于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我在本书中也做了一些描述），现在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在过去40的年间里，美国的汽车、钢铁、大型计算机、微型计算机以及通信行业变得非常缺乏竞争力；董事会自满颟顸，反垄断政策执行不力，政治影响过大以及公司治理机制过时且无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行业的高级管理层尽管没心没肺、自私自利，但仍然稳坐钓鱼台，不用担心被解雇。
金融服务行业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对于一个不但破坏了自身，而且差点将整个全球经济拖至万劫不复深渊的行业，其管理水平能好到哪里去呢？该行业的高管层应当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吗？我们又应当怎么看待为这些人服务的说客、律师以及会计师呢？
换言之，美国的新精英阶层获得的巨大财富中的大部分，并不是通过贡献卓越的生产力赢得的，而主要是通过从美国和其他国家那里巧取豪夺而来的。这种巧取豪夺是不道德的，甚至属于犯罪行为，并且受到了政府政策的诸多帮助：为富人减税，在行业合并中放松反垄断审查，保护经营效率低下的公司，弹压社会团体的抗议，维持工人的低工资水平，放纵金融行业大量的欺骗，救助那些陷入崩溃边缘的金融企业并包庇公司犯罪，使其免于遭受法律惩罚。这些政府政策都被精英阶层为了自身利益而收买，差别仅在于收买程度上的不同。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业的表现较其他行业更加突出。在任何其他行业中，新的精英阶层都不会在无道德性、破坏性和贪婪方面表现得像金融服务业一样赤裸裸。美国金融行业获得的大部分新财富都是通过盗窃而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变化。随着去监管化和行业合并的逐步推进，美国金融业逐渐变成一个准犯罪（quasi-criminal）行业。这一行业的所作所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即引起了2008年的金融泡沫。如果用一个术语来表达，可称之为“世纪之罪”，它造成的影响将通过美国经济停滞不前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形式，在未来很多年里继续危害世界。
本书的主要部分将详细描述并分析这种掠夺行为，我先对本书的顺序安排做一个介绍。
[1]这里指有权势的人。——译者注
[2]现亦称“苏世民”。——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