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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关探讨本次金融危机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仍有两个重要原因促使我决定继续添砖加瓦。 第一个原因是，本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仍然逍遥法外，而公众却令人震惊地对此保持缄默。2011年我在奥斯卡年度最佳纪录片颁奖典礼上说过，“这场源自大量欺诈的金融海啸过去整整3年了，但至今仍然没有哪怕一位财务总监被送进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对于一直没有检方提起诉讼一事，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闪烁其词，要么回应说没有发生违法行为，要么说还在进行调查，而共和党的几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压根就不曾提及片言只语。 及至2012年早些时候，针对本次金融危机，仍然没有任何高级财务官被提起刑事诉讼。联邦政府也没有使用民事诉讼、财产没收、发布禁令等手段，向那些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责任人收缴罚金或索取补偿。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犯罪行为的证据。自从我的电影《监守自盗》（Inside the Job）上映以来，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证据，尤其是源自私人诉讼中曝光的电子邮件往来和其他一些证据。这些证据都能够证明，包括高管层在内的很多银行家，都非常清楚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也明白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欺骗。 即使不考虑本次危机的因素，现在金融行业中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行业中存在广为人知但不受惩罚的犯罪行为。在本书后面，我将会罗列出我们已经知晓的犯罪行为清单，这将会是可观的一长串。除了引发本次金融危机的行为之外，美国和欧洲的许多银行还被发现许多不端行为：协助安然等公司进行诈骗，为医药卡特尔和伊朗军事组织洗钱，协助公司避税，为腐败的独裁者藏匿资产，为垄断价格而进行串谋，并提交许多涉及财务造假的报表。近30年来，美国的金融行业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产业，这已是路人皆知。随着金融行业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为进一步降低监管约束，其破坏了美国已有的政治体系（包括两个政党）、政府以及学术机构。随着去监管化进程的推进，金融行业越来越丧失伦理道德，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致产生了更大的金融危机，并越来越多地出现肆无忌惮的犯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使银行家们不但不受有效监管的约束，甚至不受刑法的约束。金融业现在俨然已成为一个寄生且不稳定的行业，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羁绊。 这意味着刑事诉讼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惩罚或者司法公正的问题。对大规模的金融犯罪进行实质性的惩罚，是金融行业再监管（re-regulation）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而金融业再监管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健康和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监管是有益的，但是还应关注牢狱之灾的威慑作用。深谙此道的大流氓阿尔·卡彭（Al Capone）曾经说道：“通过温和语言所得到的远不如再外加一杆枪所能得到的。”如果财务高管们知道，一旦从事会危及世界经济的重大欺诈，他们就将会面临牢狱之灾，其非法所得也将被没收充公，那么他们就会对想要从事的欺诈活动有所顾忌，最终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将会大大降低。因此，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原因就是，认真地为刑事诉讼阐述清楚案件的细节。在本书中我详细说明了，在经济泡沫和危机期间的很多行为都足以构成刑事犯罪，但是这些犯罪没有被检方提起诉讼，这几乎和这些犯罪行为本身一样让人发狂。 写作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是，掠夺性金融（predatory finance）的兴起和美国经济、政治体系变得更广泛、更令人不安之间互为因果。新寡头政治在过去30年中变得日益强大，并且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国民的生活，而金融行业在这种新寡头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本书后续章节将致力于分析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并剖析其意味着什么。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去监管化、反托拉斯执法弱化以及技术变革，共同导致了实业和金融业集中度的提高。金钱在政治中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对政治的侵蚀也愈加严重。在教育、基础设施以及许多主要行业的竞争力方面，美国开始落后于其他国家。社会不平等也开始日益加剧。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社会成了一个“不公平游戏”的社会——一个拒绝给予那些出身贫寒者提供公平机会的社会，一个变得越来越像第三世界的独裁国家而非发达的民主国家的社会。 2011年9月在纽约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自开始后便迅速蔓延至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这场抗议活动在发起时并没有什么清楚的目标，但是抗议者非常清楚一件事：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已经被一群没有是非观念的金融寡头所统治，以至于机会、教育和向上流动等这些以往构成美国梦的基本要素，现在几乎都被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所独享。联邦政策日益操纵在富人、金融行业和电信、医疗、汽车及能源等权势行业手中（尽管有时候这些权势行业的管理非常差劲）。这些利益集团制定的政策，总是能够得到其忠实奴仆的执行和称赞，这些奴仆包括：越来越多的给钱办事的美国政党领导人、学术界人士以及游说团体等。 如果任由这一过程蔓延，那美国将会变成一个衰落、充满不公平的社会，成为一个贫困、充满愤怒和缺乏教育的社会，成为一个被一小部分超级富豪控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甚至会成为孕育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危险的温床。 到目前为止，两大政党都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隐瞒这一新的现实。事实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形成了一种新的卡特尔——一种我称之为“美国双寡头政治”的协议安排，这在下文将会详细分析。尽管两大政党已经背叛选民而投向金融业和富人，但两大政党都极力否认这一事实。到目前为止，受益于花费大量金钱制作的充满欺骗性和操纵性的广告，两党政客的谎言大多都会蒙混过关而不会被戳穿。但是，这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国民正在变得愤怒，尤其是当他们被误导而不能及时得到信息时，将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被压榨和被欺负的感觉。茶党[1]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这种情感早期、程度较小的反映。 因此，我将不会花费太多的笔墨来描述如何监管裸头寸的信用违约互换（naked credit default swap），如何改进针对表外实体的会计标准，如何实施沃尔克规则，[2]如何提高核心资本，或者怎样计量银行的杠杆率等问题。尽管这些都是要做的重要之事，但是在一个拥有健全的政治、经济体系，良好的学术环境以及有效的监管架构的社会中，上述问题都属于战术性范畴，相对而言容易搞定。真正的挑战是，要弄明白美国如何才能够摆脱寡头政治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重新恢复其繁荣、公正、有良好教育国家的地位。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那么当前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将会雪上加霜，大部分美国民众将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讨论之前，我应当阐明一下我的立场。我并不反对商业活动，也不反对赚取利润以及追求财富。对追求成为亿万富豪之人，只要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的，并且付出了相应的努力，缴纳了应缴的税收，同时没有腐蚀所处的社会环境，那么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成见。以英特尔为例，其创始人都很富有——这很好。这些创始人都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工作都非常勤奋。他们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员工。他们给予这个社会的要数千倍于他们从这个社会索取的。在英特尔创立的头10年中，它发明了微处理器和3种最重要的半导体内存形式。我曾经有幸遇到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他本人就是集成电路的共同发明人。鲍勃·诺伊斯（Bob Noyce）、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拥有很多钱，对此我没有任何成见。同样地，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以及谷歌、eBay、Craigslist、亚马逊以及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的创始人，还有沃伦·巴菲特等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本书提到的大部分富人的致富过程不同于上述诸位。本书中提到的人大多都是通过关系或者不正当行为变得富有的。并且他们正在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可以犯下大量破坏经济的犯罪行为却能够免于处罚；在这个社会中，成功的机会只为那些富人的孩子准备。 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想大部分人都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