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美国乃至全球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时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7年，当金融泡沫破灭之时，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到了可怜的1.9%。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为-0.3%，接下来的2009年更是为-3.5%。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终于出现了3%的“复苏性”增长，但是这并无裨益。这一所谓的复苏是脆弱且几乎无就业的复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投资而非增加就业取得的。1
2009年6月，官方宣布本轮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停止衰退。然而，在接下来两年的“经济复苏”中，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实际上下降了接近7%。2012年早些时候公布的官方失业率仍然超过8%，而对美国真实失业率的最保守估计也高达12%。贫困人数，尤其是贫困儿童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自危机以来，超过6个月的时间处于无业状态的美国人数以千万计，失业时间超过两年的有200万人。许多失业者都已经用尽了自己的救济金，未来如果没有政府临时性扩张政策，还将会有更多人陷入困境。然而，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只有民主党议员首先同意进行主要惠及富人的大规模减税，他们才会同意临时性扩张政策。
对任何人而言，被迫失业都是破坏性的，而长期失业更会磨灭人的斗志。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会导致失业者技能生疏，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进而会导致很多人自暴自弃。当然，长期失业也会导致房屋止赎，使得人们无家可归。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美国无家可归的人数肯定在快速上升——不但在诸如佛罗里达等气候温润、受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的地方表现突出，即使像西雅图这样相对富庶的区域也在劫难逃。在萨克拉门托的美国河沿岸充斥着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胡佛村。[3]当年，在大萧条期间无家可归者被安顿于此；今天，萨克拉门托的官方机构和Safe Ground等民间组织正在努力帮助新一代的无家可归者在此落脚。2
与此同时，美国在2011年有超过200万套的房屋止赎。美国各个学校所在区都报告，由止赎导致的无家可归的孩子的数量急剧上升。成年人（大多是已经结婚且有了孩子的）搬回去和父母居住的事情，在全国各地不断见诸报端，这些成年人有时候不得不依靠他们父母的社保金勉强度日。美国的贫困率在2011年飙升至15%，其中有超过1600万的儿童。自危机以来，使用失业者粮食券（food stamp）的人数增加了1800万，增幅高达70%。然而，与此同时，占美国人口1%的精英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占比却在持续增长，达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
美国公司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很好：它们坐拥2万亿美元现金。但是美国政府却步履维艰。本次危机和经济衰退，再加上为阻止本次金融灾难而发生的紧急支出，导致美国国家债务飙升50%。目前联邦财政赤字仍然处于失控状态，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都已经削减了在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服务支出，因为它们的财政也已经入不敷出了。
与此同时，欧洲正在遭受着一场新的、长期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起自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欧洲各国为阻止肇始于2008年的“21世纪大萧条”的蔓延，采取了和美国一样的财政紧急支出政策，而这导致欧洲的债务问题雪上加霜。
受欧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居民生活水平出现了大幅下滑。2012年早些时候，西班牙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23%，葡萄牙的失业率为12%，爱尔兰的是14%，希腊的则是22%。希腊前任政府曾经雇用高盛公司帮助其粉饰财政账户，以消除其不符合欧盟要求的预算赤字，现在该国却难以偿还其3000亿美元的政府债务。从2011年开始，欧盟（EU）、欧洲中央银行（EC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迫使希腊建立新的税收制度，并要求希腊对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养老金进行大幅度削减，这也是希腊延期偿还债务的一个前提。希腊拥有巨大且耗费甚靡的补贴资助体系，但是目前还远未触及；相反，大部分的痛苦目前都由辛勤诚实的劳动阶层所承担。2011年，希腊教师和大学教授的工资削减幅度超过30%，失业率飙升，GDP下降6%。英国、意大利和希腊也都爆发了骚乱，大部分抗议活动都发生在这些国家，并波及西班牙、德国和法国。4
但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美国的改变才是最大的。对很多美国人而言，工资和家庭总收入多年来一直在原地徘徊，甚至有所下降。自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金融危机、衰退以及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多年以前就已有之，只是最近的这一次是最坏的一个片段罢了。事实上，即使在2001～2007年由金融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期间，普通美国人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下降，而富人阶层的收入却飞速上涨。
到2012年，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像美国这样极端不公平，即使是在阶级意识明显的英国也没有。在2001～2007年金融泡沫迅速发展时期，美国家庭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攫取了整个国家全部收入增长的一半。这种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之前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的应纳税收入（包含资本利得在内）份额占比，在1980年是10%，到2007年便上升到了23%，这一比例与1928年持平，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收入最高的1%家庭财富占比的3倍，而当时并没有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远高于现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股票价格急剧下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财富占比在2009年下降到了“只有”17%，但之后触底反弹又恢复到了20%左右。美国人财富的集中度较收入集中度更甚——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占美国人全部净财富的1/3左右，在美国全部金融财富中的占比超过40%。这超过占总人口80%的底层居民持有财富份额的两倍。5
因此，并非人人都在过去10年中遭受不幸。公司高管、金融业、能源业、游说团体以及那些富二代仍然安然无恙。如果将超出之前10年利润率平均水平的利润定义为超额利润，那么自200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4家石油公司聚敛的超额利润超过了3000亿美元。投资银行的奖金也同样令人咋舌——初步估计过去10年有1500亿美元。纽约的那些银行家的平均年薪现在是39万美元，这一数字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基本上也丝毫未受影响。
与美国日益增长的不公平相对应的，是美国社会中公平度的下降。这种下降让正义之士感到痛心疾首，具体体现在教育、就业机会、收入、财富以及健康和预期寿命方面。除了那些富二代，美国小孩现在受到的教育要少于他们的父辈，未来他们获得的收入也将低于他们的父辈。更雪上加霜的是，年轻一代的机会和生活将越来越不由其水平的高低决定，而是由其父辈的富有程度来决定。
毫无疑问，现在许多美国人仍然对美国梦深信不疑，不知道这种幻象还能保持多久。实际上，美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最不公平、最呆板以及社会流动性最差的工业化国家了。在美国，父辈的收入对孩子一生经济前景的影响占比约为50%。德国、瑞典甚至是阶级分化的法国都较我们更公平，拥有更多的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在这些国家，平均而言，父辈收入对后代的收入影响只有30%左右。加拿大、挪威、丹麦以及芬兰等国家更加平等，社会阶层流动性更高，这些国家父辈收入对后代收入的影响仅为20%左右。即使在诸如中国台湾、韩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机会和公平度也超过了美国。相对于出生在贫苦家庭中的美国孩子来说，韩国或者中国台湾出身贫苦的孩子更可能获得高等教育并借此摆脱贫困。另外，许多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也都高于美国国民。6
以前，美国人接受大学教育要么是未来收入超过现在的支出，要么是等于获得了一张通往美好生活的通行证，但这种情形在今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公司以利润为导向的决策，持续压缩着薪资空间，并使得很多白领工作岗位不断被外包，一如当年蓝领岗位的减少一样。现在要想进入上层中产阶级，你需要从顶尖高校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然而，在美国能够上得起这些精英学校的学生往往大部分都来自富裕家庭。事实上，各类更高一级的教育（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私利还是公立，精英还是普通）都已经变得更加昂贵，入学也变得更加不公平。由于州政府和当地政府预算上捉襟见肘，那些州立和社区型高校也变得非常昂贵，最终导致出身工薪阶层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日益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或者放弃上大学或研究生，或者欠下一屁股债。最终导致美国的高等教育比率徘徊不前，现在落后于很多国家。
现在，管理不当的战争、主要惠及富人阶层的减税、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对银行的大量救助，耗费了美国数万亿美元，导致美国现在正面临着重大的财政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基本经济竞争力已经严重下降，诸如硬件基础设施、宽带服务、教育体系、劳动力技能、医疗服务以及能源政策，都没能够跟上一个发达经济体需求的步伐。然而，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这些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甚至资金都不是主要问题，这更是一个政策和优先级的问题。在一些领域，政府支出不足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更多领域（如医疗服务），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实质支出远超过其他国家，然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改革——这些利益集团来自金融服务、能源、国防、通信、制药以及食品加工行业，来自法律、会计以及医疗专业以及程度次一级的零零散散的几个团体（当然也包括说客和政客），这些利益团体鼠目寸光，都顽固地拒绝为长远利益放弃眼前的好处。
与此同时，对美国真实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教育问题，两大政党都有意视而不见或者将其当成斗争手段加以利用。这导致了新的危险：谣言四起。由于美国江河日下，宗教极端主义者和政治极端主义者开始对民众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与不满情绪加以利用。迄今为止，利用的主要形式表现在他们对联邦政府、税收以及社会支出的攻击上。然而，有时候会出现极端的表现形式：反科学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攻击教育系统、进化论、免疫学以及科研活动，妖魔化移民、穆斯林以及穷人等群体。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我们对美国式政治引以为豪的创新：整治寡头，这简直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在过去1/4个世纪中，两大政党的领导者们把政治体系打造得卓越非凡，日臻完善，使得其在为美国的新寡头服务的同时仍然将权力牢牢握在手中。通过竞选募捐、游说团体、旋转门雇用（revolving-door hiring）、赞助、各种特殊访问等多种方式，两大政党都掌握着大量金钱资源。两党的政客们中饱私囊，而置国家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也背叛了投票选择他们的大部分国民。然而，两党仍然能够动员民众并获得支持，是因为他们深谙美国两极分化的文化，并将其运用得出神入化。共和党可以警告社会保守分子，要他们注意世俗主义，增加税收，允许堕胎，提高社会福利，允许同性恋结婚，对枪支进行控制以及限制自由的危害。民主党则会警告社会自由分子，要他们注意持有枪支、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禁止堕胎以及墨守成规的危害。尽管两党都在向公众展现他们双方政见冲突是多么的严重，一旦对方掌权上台将会多么的危险，但是他们都很无耻地委身于金融行业等权势行业以及富人阶层。因此，尽管两党在“价值观”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一遇到金钱，他们便狼狈为奸。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联邦政府出台政策给予银行和银行家们大量的补助，并继续延续布什政府时期对富人的减税政策。随着行业复苏和巨额奖金的到手，曾经乞求联邦政府给予救助的银行家当中的败类早已经是好了伤疤忘了疼。2008～2009年，当银行陷入绝境并四处化缘之际，联邦政府拥有前所未有的绝佳机会将这些金融机构置于控制之下，但很不幸的是，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彻底浪费并忽略了这一机会，这让人痛心疾首。现在也是，这帮银行家和上述第一类人群[4]一道，对联邦赤字发出警告，坚持要求进行更多的减税措施，以保持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并危言耸听地说，加强监管将会损害使人致富的创新——其实正是这种所谓的创新损害了全球经济。
但是，他们这么做实属意料之中。在过去30年中，社会最顶端1%的富人控制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商业以及政策制定，他们的经济利益早已与其他美国国民分道扬镳了。
[1]茶党（Tea Party）是美国的一个政党，发端于1773年的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是革命的代名词。2009年2月，为表示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政策，有人开始谋划并成立了新的茶党。该党是主要由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组成的松散组织，其民粹色彩浓厚，反对大政府，并谋求自下而上进行变革以重塑政治格局。——译者注
[2]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最早由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提出。该规则旨在限制银行从事投机炒作或与服务客户无关的交易活动，其理念是为维护存款人资金安全及整个金融体系稳定，银行等吸纳储蓄的金融机构不能使用客户资金从事为机构自身牟利的交易活动。美联储要求所有辖内银行业机构需在2014年7月21日前完全符合沃尔克规则。——译者注
[3]胡佛村（Hoovervilles）指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所设立的失业工人及流浪汉收容所。——译者注
[4]这里指前述共和党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