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有几个规模大、行业集中度高且对政治有影响力的行业，从去监管化和政治腐败中获益巨大，但是21世纪前10年毫无疑问是属于银行家的10年。由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所开启的去监管化时代，就贸易、企业并购以及行业性合并的所有限制进行了实质性解除；剩下的有限几项限制很快也被后来的小布什政府给解除了，与去监管化同时去除的还有追偿非法所得的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这导致法律制裁不再有威胁。 去监管化进程的许多步骤都是公开进行的，有的甚至还大张旗鼓。大部分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都坚持认为，一旦解除了不合时宜的监管限制，银行家们将凭借他们导航般的精确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开创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许多教授都对自己所推崇的方案深信不疑，当然，我们在本书后面也将看到，很多教授也都因为支持那些银行家的立场而收到可观的报酬。这正如受聘于制药公司的医生一样，他们对自己开出的药方很可能深信不疑，但是毫无疑问，照方抓药需要花的钱也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因此对病人而言，明智的做法是对药方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几乎就在去监管化的同时，坏事情开始接踵而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成规模地出现金融危机和丑闻（上次金融危机和丑闻的发生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如此，去监管化还是在继续推进，并在1999～2000年通过了众多法律而达到顶峰。监管一旦获得彻底松绑，银行家们便迅速地将他们经营的机构连带大部分全球经济体都带到了悬崖边上。他们不但创设并销售大量垃圾证券，而且将金融体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并用别人的钱在赌场内下注。通过考察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高盛、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这六大金融机构2007年所持有的头寸，情况便一目了然。这些金融公司自营交易账户中用来进行交易的资金超过2万亿美元，交易员和金融高管正是通过这一账户来拿他们公司的资金冒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拿他们的股东和债券持有者的资金来冒险。实际上，仅2007年一年，这些公司的资产就增加了5000亿美元，其资金来源几乎都通过负债获得。 杠杆是指银行用借来的钱来进行投资扩张业务。2000～2007年，银行的杠杆率几乎翻番。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这3家公司的杠杆率最高，在2007年年底的杠杆率均已经超过30:1。这意味着它们的总资产中只有3%是用自有资金来支付的。与此同时，它们总资产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风险或者有瑕疵的。这也意味着，如果它们的总资产的价值只要下跌3%，就会耗尽公司股东投入的全部资金，并将公司推向破产。现实情况是，贝尔斯登在2008年年初破产前夕被摩根大通收购；当年9月，美林证券委身于美国银行，而雷曼兄弟则走向了破产。还有诸如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新世纪公司（New Century）、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等许多金融机构也遭遇了失败；而像花旗集团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更大的金融机构，则是在获得政府巨额救助之后才得以活了下来。由于高盛等大的银行持有大量的AIG债务工具，因此如果政府没有对AIG施以援手，那么作为最强大的银行之一的高盛公司也难以逃出生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银行家如此粗心大意呢？答案是金钱和免受惩罚。金融行业的个人薪酬结构已经变得病入膏肓，银行家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无论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们都不会被起诉。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统、声誉和严格监管共同约束着银行家的薪酬结构，阻止出现系统性的胡作非为。例如，当时投资银行都是合伙制企业，合伙人被要求用自有资金来投资入股，以此形成企业的全部资本。实际上，1971年以前，能够加入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以下简称“纽交所”）成为会员的也只能是合伙制企业。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到21世纪前10年，无论是金融行业的行业结构还是其从业人员的薪酬结构，都变得迥异于1975年的情形。从个体交易员到CEO到公司董事会到公司间的交易，每一层次上的工作人员和相关公司都会因产出了短期利润而立即获得报酬（往往还是以现金形式获得），而不会因为后续出现的损失而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导致了致命的不良后果。在金融业，创造一种可以立即获利但长期来看会造成灾难性损失的交易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到21世纪前10年，银行家们不用为出现灾难性损失而回吐任何资金，因此他们对这种交易行为的后续表现漠不关心。实际上，他们是被积极鼓励变得具有破坏性——破坏对象是他们的客户、其所在的行业、整个经济，甚至经常还会是他们所在的公司。 尽管仍然存在政党，但是无论谁，当政银行业都像是天堂。在21世纪前10年的泡沫期间，金融行业的利润占美国全部企业林润的比例急剧上升，接近40%。在美国，投资银行工作的员工人均收入能从225000美元（这已经是惊人的高数字了）而一跃升到超过375000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仍然保持这一高收入水平，这还没有包括股票期权在内的现金收入。 上面所说还仅仅是行业平均水平，由此可以想象那些“明星高管”（named executive officer,NEO）的薪酬情况，他们所拿的是整个行业的顶薪（在某些年份，最牛的交易员的收入可能比这些NEO的还要高）。根据2008年披露的信息，高盛公司前5位领导人2007年每人平均获得6100万美元薪酬。如此之高的薪酬水平使得他们迷失了道德方向，同样让他们飘飘然的还有：私人电梯、私人飞机、合伙人的私人餐厅和御用厨师、直升机、可卡因、脱衣舞夜总会、妓女、花瓶妻子、豪宅、服务生、白宫的国宾晚宴、摇尾乞怜的政客和慈善机构、百万富豪俱乐部。毫无疑问，许多银行家在追逐这些东西的同时，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破坏，而且也破坏了他们所供职的公司，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伤及自身。 危机以来，金融行业的薪酬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2008年，当所有银行都奄奄一息时，明星高管们的平均薪酬也仅仅回落到2005年的水平。2009年1月，当这场金融危机仍处于底部时，导致危机的那些位于纽约的投资银行为自己的雇员发放的现金红利却超过180亿美元。 除此以外，银行家们还犯下了两桩更大的罪行。 第一桩罪行是，银行用他们的财富来攫取并操纵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却对国家造成更大、更长期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行业通过游说、竞选捐助以及旋转门雇用等政治活动，为社会带来了去监管化、放松对白领阶层的执法、为富人减税、巨大的预算赤字等有害政策。 另一桩罪行是，金融行业根本没有发挥将资金配置传输到实体经济中的作用，而是变成了美国经济体的寄生虫，是美国经济体中一个危险的半犯罪行业。这些银行家们多年来打着全球工业化的幌子，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浪费了大量金钱，使得数百万人陷入长期贫穷的境地并导致经济畸形增长。银行家们应当做的是，汇集家庭和企业的储蓄并将这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把这些资金配置到能够对经济产生长期收益的投资行为上来。这才是金融行业创造工作岗位并带来繁荣的方式，或者说，这才是经济理论所说的金融行业应该做的。
但是21世纪前10年的房地产泡沫，纯粹是由于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和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所导致的，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经济增长。金融行业有意将工作重点转向那些信用风险高、容易受害的人的身上，创造出新的产品来诱惑并欺骗他们。 美林证券在2005年秋天称，美国经济增长有一半与房地产行业有关——包括新开工工程、房屋销售、家具以及家用电器。另一半增长主要来自布什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支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虚幻的经济体中，银行业最终于2008年耗尽民众信任，泡沫破灭。 金融危机造成的所有的破坏绝非天灾，而是由银行家导致的人祸。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没有预见危机。在21世纪初就有人发出警告，随着银行家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稀奇古怪的产品形式，警告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有些发出警告的人还在我的电影《监守自盗》中出现了，他们是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威廉·阿克曼（William Ackman）、罗伯特·吉内兹达（Robert Gnaizd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工作人员。那些于当时形势中大肆赚钱的人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当然，故事的梗概大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知晓，我也就不在这方面过多着墨。因此本书将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第一，金融行业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为一个罪恶累累、充满欺诈的行业的，其在导致这次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不光彩的角色；第二，就美国日益增加的不平等进行分析。 本书安排如下：第2章对过去20年间出现去监管化、高集中度以及不稳定的金融行业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也对重新出现金融危机和犯罪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我根据可获得的事实证据，对21世纪前10年的银行业行为进行了描述，讲述了泡沫和危机期间犯罪者所扮演的角色。第3章分析了按揭贷款。第4章分析了投资银行及其相关活动。第5章分析了危机的发生及其导致的后果。第6章对金融犯罪的缘起进行了调查，并对犯罪诉讼进行了案例分析。当然，不是所有银行家的行为都构成犯罪，但是构成犯罪的行为仍是相当多的——如果按照20世纪90年代将成百上千的储贷协会负责人送进监狱的判罚标准来看更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犯下欺诈和洗钱罪行、不在主流投资银行工作的人了。 本书最后4章对美国新近的变化进行了广泛分析。按照金融服务业、学术界、其他经济部门以及政治体系的顺序，讨论了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是如何堕落成为一个经济停滞、金融不稳定、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的。在第7章中，我开始分析金融行业是如何转变为一个寄生行业、转变为一个不创造国民财富而是将国民财富据为己有的行业的。 第8章，我将关注点转向了学术界。电影《监守自盗》的许多观众坦言，最令他们震惊的是影片中揭露出来的学术利益冲突。对于金融行业和其他财富利益团体如何侵蚀美国的学术界，如何使得学术界放弃独立分析而变身成为公司和金融游说团体的一个工具，我在书中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第9章，我就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全面衰落进行了分析。第10章对全书做了总结，讨论了美国和欧洲未来的各种可能图景，分析了要扭转美国的衰落所需要的大规模政策转变，以及通过社会的、政治的行动，实现这些目标所带来的最终的潜在收益。 但是要实现最后一项任务并不容易。奥巴马政府的所作所为便是痛苦过程的一个例证。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描述的，美国的双寡头政治现在已经非常坚固，难以改变。尽管他们披着民粹主义的外衣，但是两党都依赖于流向自己的资金，因为他们（也只有他们）控制着美国的政治选举，并且任何挑战这种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两党激烈地抵制。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不得不提，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美国民众容忍了美国的衰落。在过去30年间，美国民众更少地接受教育，更不愿意储蓄并为未来投资，对参与政治和美国政府机构更加不满（这也不难理解）。结果是，新的美国寡头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操纵大量民众，使他们容忍甚至是支持损害国家实力的政策。当然，许多年轻的美国人索性远离政治，特别是在奥巴马背叛竞选承诺之后更是如此。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美国民众优秀的本性。2008年，许多美国人非常天真地认为，选择巴拉克·奥巴马将会解决上述问题。当许多人发现奥巴马被证明和那些问题人物是一丘之貉之后，都极度愤怒和失望。 但是美国民众可能并不明白美国在衰落，或者是不知道如何规避这个国家走向衰落。其实，美国要想扭转衰落这一趋势，当务之急是需要动手做几件棘手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需要打破经济权力的利益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由高度集中的行业、金融业以及非常富有的富人组成。另外，需要将美国经济优先发展的方面转移到教育、储蓄以及长期投资上来，要降低对军事力量和廉价能源的过分依赖。最后，需要彻底改变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包括竞选捐助、政治广告、旋转门雇用、游说以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异。 要实现深度的系统变革有三条可选的道路：现有政党中的一方成功地实现暴动；第三方的努力；类似于民权运动或者环境运动的无党派社会运动。这三条路都是困难重重。但是美国国民以前成功地克服过困难，即使在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时亦不曾退缩。美国往往能取得卓越的成就，部分原因在于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卓越的领导人。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