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间，美国就经历了“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为避免弹劾而黯然辞职、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第一次石油禁运、南越的沦陷以及由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禁运所引致的突发性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变故。就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逐渐退却时，又发生了伊斯兰教的一次革命——废黜了伊朗国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9年再次将石油价格提高至原来的3倍这两件事情。在这些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美国国内出现了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利率高企3个问题交织并存的糟糕局面。不久后，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更使得美国国内局势火上浇油。 此外，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还遭遇了第一次深层次的挑战：穷兵黩武地发动远距离战争并深陷其中而导致大量长期国防开支；最大的公司和行业内部腐朽不堪却依旧骄傲自满；亚洲企业发明了及时化生产（just in time）或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模式，对美国企业形成了有力的威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外包业悄然兴起；美国国内不熟练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明显降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则迫在眉睫。 到20世纪80年代，各种迹象都清晰地表明，美国产业轻而易举地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每年增长3%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不到1%。与底特律生产的汽车相比，从日本进口的汽车不但价格更低，耗油量更少，而且性能也更好——组装缺陷更少、使用寿命更长、维修费用更低。在20世纪70年代末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消费电子、机床、钢铁等行业，随着日本企业愈发强势地进入高科技行业，甚至半导体芯片、IBM兼容大型计算机领域都受到强烈冲击。美国专家们注意到，尽管许多技术最初都是在美国发明的，但日本人吸收和应用这些技术的速度却比美国人快得多。同样地，尽管日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比美国高很多，但其经济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恢复的速度却比美国快得多。 在美国，低增长率、两次石油危机、经济衰退和外国企业的挑战同时出现，激起了人们的焦虑与愤怒。1980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教授出版了《零和社会》（The Zero-Sum Society）一书，该书虽然不完美却具有先见之明。在书中他指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痛苦的时期，人们将同时忍受低增长和社会分配矛盾的煎熬。而对于美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社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些人呼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些人则希望实行强有力的政府投资和产业政策。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忽略了瑟罗的书，也忽略了整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断增长的储蓄和投资，再加上逐渐贬值的美元，将会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竞争力”下滑的问题。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在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说法）都认为，美国企业失败的管理、全球化的浪潮、亚洲企业由低工资所带来的竞争力、亚洲国家的产业战略这些因素并不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当时的局面也的确令人十分困惑，美国人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我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上述的这场辩论，当时的我也没能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美国的高层领导人在当时也显得犹疑不定。同样不幸的是，美国的普通民众也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已经不再能轻而易举地主导全球经济了，它需要重新开始注重储蓄，提升国民教育水平，发展信息技术，实行更加严格的反垄断政策，更加节约能源，并花更多的精力去理解其他国家。 如果当时的高层能够告诉民众真相，民众可能会理解这一状况，但领导人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了说谎，并且从那以后除了少数几次例外，他们一直都在说谎。从1980年开始，美国人便开始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个简单至极的神话：只要我们不断地减税，缩小政府监管的范围，加强美国的军事支出，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的时候，带给民众的除了他的微笑和乐观主义情绪之外，就只剩下上述简单又粗糙的思想了。当然，这也和他的前任——吉米·卡特总统没有给公众留下一个能言善辩的形象有关。卡特为人真诚，却十分胆怯，缺乏行动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也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里根非常地强势，对于计划能够采取非常有力的措施贯彻落实——这些计划有时的确效果不错，但更多的时候则糟糕透顶。减税和去监管化成为里根执政期间的主要议事内容，但是他的战略从一开始便隐藏了一个重要的真相。里根主张减税，却没有相应地削减政府开支，因此美国的经济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种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支撑的。政府官员们声称减税会自动地减少政府支出，尽管他们明知这是在说谎。而他们口中的“去监管化”只是政治腐败的代名词。说客和业界高管转身便去政府机构掌权，有几个行业还大幅度提高了他们在政治捐款、游说政府以及旋转门雇用上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