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当今世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哪个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占有优势，就可以在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有主动、有利的地位，反之，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落在后面，就会在竞争中陷入被动和困难的境地。依靠大学科学园形成的高科技国区美国的硅谷、美国的波士顿128号公路、英国的剑桥高技术区等。这些高技术区并不是专门规划兴建的，而是依靠大学科学园或者是主要依靠当地大学而发展起来的高技术园区，政府对它们的建立没有给予任何的干预，更没有系统性地投入建设。这些园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大学科学园及周围众多知名大学所提供 的支撑体系。首先，各个大学成为先进科技知识及信息的“源泉”；然后，再由在这些大学中受过完善教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通过创业的方式将这些知识在当地传播开来。由于这类高科技园区内公司和大学之间存在着紧密合作的纽带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协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支持、协同发展的高技术制造与服务的创新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相应地产生了它特有的生产要素，如知识、资本、人才的结合。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合作形成的高技术园区美国北卡洛莱纳州三角研究园、法国索菲亚——安蒂波里斯 技术园和印度班加罗尔等。这类高技术区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北卡州政府把三角研究园的发展作为其工业复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想通过三角研究园的高技术研究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州政府提供了大量投资兴建和发展北卡微电子研究中心及北卡生物研究中心，以吸引这两大领域的高技术公司。为了促进政府、大学和工业企业在科技方面的紧密合作，北卡州政府还设立了北卡州科学技术委员会，州长兼任委员会主席。而虽然索菲亚——安蒂波里斯本来只是个私人开发项目．但在70年代它被国家有效地接管。从1982年—1989年，政府对其投入增加了7倍。在90年代初，政府投资将该园区向北扩大2000公顷，使其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张。在索菲亚——支蒂波里斯技术园区，企业对园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如在园区建成初期，自发形成组织对园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来又组成了“经营者俱乐部”对园区进行监督和管理。 政府主导型的高科技园区 如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科学城、台湾新竹工业园和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这类国区都是由政府投资进行规划与建设的．如筑波的发展源于政府拟建一个“东京卫星城”的想法；大德的建立则是因为当时韩国政治中存在着激烈的地区竞争，使政府意识到将高科技发展地区分散的重要性(当时高科技产业高度集中在首都地区)，从而把科学城建在总统的故乡；而新竹工业园是台湾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集中体现，它是按照政府研究所、大学和私人高技术公司在当地政府统管下的“三角合作”模式所发展起来的。由于政府的主导，如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强制性的或鼓励性的)，使得这四个高技术区在成立初期发展得相当迅速，很快就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机构、大学和公司在此落户、或是迁入、或是新建。之后，它们的发展道路也完全受政府的政策影响。如：在筑波，从一开始政府就没有采取鼓励措施加强研究院所、筑波大学与私人企业之间的联系，因此它们之间没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十分松散，在筑波也没有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科学环境；在大德，由于政府将它定位成一个纯粹搞研究的科学城、因而在该地区没有工业企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无法在园区内直接应用，而且由于政府没有任何科学计划来诱使各研究机构之间进行交流协作，从而产生了与筑波类似的结果。而在新竹，当地政府通过设在园内的官方研究机构间接地对园区内的公司进行引导，从而加深了研究与应用之间实质性的联系。 计划经济下的高科技园区 前苏联的科学城位于西伯利亚白哗森林，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胆的利用新城镇直接作为经济和和版发展手段的试验。从一开始．它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政府要求其研究院所与工业企业相脱离是导致其发展缓慢甚至低落的主要原因。研究院的科学家以及他们所研究的项目，从头到尾都在政府的控制下，官僚气息严重。又是因为政府的改革，使得科学城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虽然刚面又怖场环境和获得自主权时稍显有些混乱。但科学城确实正在摆脱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风，像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高技术园区发展。 高技术城的分散与竞争：日本高技术城的计划的实施高技术城项目的首次提出是在1979年底。由于高技术城拥有比大都市廉价的土地、劳力和低廉的生活开支，因此吸引了大量总部位于都市地区的公司来投资设厂，但其大多为分厂性质，即只生产零部件，然后将产品运往东京、大眼和海外，或是进行组装，它们很少与当地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再加上许多大公司都不愿意将他们的研究设施迁往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因此高技术城对于发展区域经济的主要作用，还没有达到政府当初的目标，而且．虽然这种分散布点建设高技术城的方法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开发各自的项目而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也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最终可能陷入一种区域达尔文主义的竞争--“适者生存”式的较量，其中一些高技术城将会生存下去，而另一些则可能垮掉，这将使竞争失败的地方政府投入的大量基建费用无法挽回，浪费了对它来说宝贵的资源，如土地、资金等，加重其财政负担，同日寸高技术城的分散创立也分散了政府对高科技城的扶持力度。 大都市与科学校术园区的定位 由于拥有优秀的教育研究机构，良好的科学传统，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和较先进的基础设施，再加上设有众多政府部门，大都市常被描述为“创新环境的发源地”。的确，从历史记载来看，在高科技发展初期，科学技术园多在首都地区范围内发展，如19世纪的伦敦、巴黎和纽约f20世纪的东京也是如此。但是伴随着大都市经济的不断增长，其负外在性(社会代价)也大大增加，如交通拥挤、房价上涨和空气污染等，这些因素有可能大大妨碍它吸引外来投资者。因此，许多国家采取积极的区域政策加以调整，运用短距离分散战略，即鼓励在大都市周边地区开发技术园，如新竹离台北40英里，剑桥离伦敦50英里，而筑波离东京只有30英里。这种战略包括迁移或新建高质量的大学、研究机构及工业企业，建设有关基础设施，以提供足够好的交通、通讯和住房设施。 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发展成功的主要因康 大量优秀人才。对于高科技园区来说，不仅要有人才，人才还得密集，而且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等)，形成智力库。如：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为支撑，向硅谷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那些学校的学生一边上学一边就在硅谷的公司里打工，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很快结合起来，因此创新亦源源不断。而且由于高新技术发展特别迅速，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公司员工的知识必须不断更新。硅谷内的公司对员工的培训特别重视．公司出钱让员工到斯坦福大学或加州大学去进修、念学位或参加短期培训，使员工知识不断更新。再如；新竹工业园区与台湾省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相郊，因此，在产品研发、输送人才和人才培训上，园区厂商可得到充分支援。
良好的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概括说来，包括产业运作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三个方瓦对于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的企业家们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有一个能使他的发明以最高的速度和效率变成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的创业环境。而这些高科技园区的成功都是与它们所拥有的良好的创业环境分不开的。如：完整的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这包括：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文化，例如，在硅谷，创业失败不会遭受任何精神歧视，这种创业文化已经成为硅谷的社会风气；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对于公司内做出成绩的员工除了提职提薪外，还通过期权等于以奖励，从而将公司的兴旺和员工的努力结合起来，大大激励了员工的积极性；跳槽不仅被公众接受，而且还受到推祟，频繁跳槽、勇于尝试新的环境和岗位，增加了硅谷人获得信息、锻炼能力、拓展社会关系的机会，间接提高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技术基础设施和生活基础设施。如：交通、网络、通信设施方便有效，拥有完备的仪器设备、生物试剂和优良的试验条件，购物、学校和医院等生活服务设施齐全等等。 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美国宣布谋求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领导地位是国家目标，而且围绕这一目标，美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立了以总统为首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大大增加科技经费投入等等。再如：美国首先在世界上提出建立“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接着又提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网络时代”的高潮。建立庞大的技术转让机构网络，使科研成果尽快进入市场。例如美国政府通过来购形式培育新产品市场，并对技术开发企业共减免了65亿美元的税收。国家实验室、高等院校及工业研究机构均建立了不同规模的技术转让机构。政府还出资建立了几十个科技成果推广中心，鼓励官产学合作开发。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为市场提供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例如：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法》和《中小企业投资法》；为了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政府在1996年改革了执行61年之久的《电信法》，将电信与媒体统一管理；而微软公司与政府问的官司就是由于美国政府试图保护其他企业的利益，以维护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大量高科技公司来园区发展。例如：新竹工业园区管理局首先对申请进入园区的公司。审查内容包括：必须适合园区的整体产业发展战略，招募相当数量的研究开发人员，使用先进设备，无污染等。对于符合这些审查标限，并批推进入园区的企业，都可以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优惠，如；园区内公司5年内免税，或可以享受机器设备的加速折旧；5年免税期满后，所有应纳税收的税率不超过20％；园区内公司可免税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对于战略性的关键产业，投资回报的200％均为免税，其部分以l0％的减低税率征收。对外国投资所占比重不作上限规定，且投资所获收益可以转移出台湾省；园区内公司可以申请加入有当局设立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或其他风险资本投资，当局投资比重最高可达4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