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要提高地铁票价，天津要对汽车限购和限行，中国这两大紧邻的直辖市已经和将要出台的公共政策，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吐槽，会引起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 北京提高地铁票价的理由是，通过价格杠杆分散高峰时段客流压力，降低大客流风险。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在高峰时段选择地铁出行，固有票价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地铁准时。何况，在北京高峰时段非常拥挤的13号线、5号线、4号线、八通线等线路，上下班的潮汐性客流特征非常明显。对于此种出行刚需，高峰时段要将票价提高到多少才能使人们放弃地铁而改行其他交通工具？恐怕提价少了无济于事，多了会引发乘客不满，也有悖于公共交通的优先属性。在这方面，一个例子是上海，上海倒是实行差别票价，可高峰时段地铁同样拥挤。 所以，北京提高票价的唯一理由，就是所谓补贴过多。据说北京每年补贴地铁180亿元，这个数字确实很大，政府财政补贴不起。出行是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尤其很多人的出行是因为工作，因此，将大量财政补贴用在民生基本需求上有什么不好？这不正符合公共财政的目的与性质吗？而且，像公共交通，具有乘数效应，坐的人越多，补贴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如果说政府财政负担不起，为什么不减少政府自身其他非必要的开销而一定要削减补贴，把负担转嫁给民众？ 天津限购限行的理由是交通拥堵，这更是个偷懒的理由。天津的交通拥堵恐怕不是今日才造成的，以前采取过何种得力的缓堵措施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实行这种限制人们出行自由的政策？天津的限购限行仿效北京，尾号限行的日期跟北京一样，可能是因为两地距离近方便民众来往，可天津是否忘了，北京为治堵，迄今采取了诸如尾号限行、摇号购车、停车费涨价、开辟公交专用线、发展轨道交通等措施，然而城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并未得到缓解，甚至更厉害，这其中的教训何在，天津应该反思。 最近几年来，人们看到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怪现象，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政府除了提价、限购外，似乎拿不出好的办法出来。这种政策制定方式，是不看导致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只在表象上做文章，结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或严重化。不客气地说，许多问题，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
因此，可说此种政策制定方式，是一种严重的懒政，对公众是个折腾。它反映了政府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低下的表现，严重跟不上民权提高的现实。决策者总以为自己一朝权在手，可把令来行，无须听取行政相对人和民众的意见，无须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中长期而言，根本出路在于合理调整城市规划，在功能分区上做出适当调整，不能因为它难就不去做。而就现阶段来说，即使有必要适当提价，也必须广泛征求民意，在公众同意的基础上制定价格，且过程要透明、合理。另外，就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继续倡导公交出行，改变路网状况。 公共政策因涉及多数人利益，必须精致，不能折腾人。尤其在民权意识提高的今天，社会和公众对政策透明程度和参与程度的要求已越来越高，传统的法律和政策制定与实施模式必须改革，以使出台的公共政策最大程度体现公众意志。考虑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出台的政策、措施向来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很可能引起其他城市效仿，政策出台更要慎重、考虑周全，尽可能避免留下过多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