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值钱的点子
“如果你有一个能让双方都赚到钱的好点子，我们会支持你。”你要是听到这样的话，那很有可能是风险投资人说的。
这句话的中心意思是，好点子是可以卖钱的，一个好点子可能是一项新的技术，一种新的组织方式，甚至仅仅是一个新的营销手段，而并不一定有房产和设备这些实物来支持。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双方都得获利。这意味着只对受资方，甚至只对投资方有利的事，风险投资人是不会做的。因为他们知道，只对一方有利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
风险投资不是捐助，其目的就是赚钱。风险资本从广义上来说，“泛指用来为新企业、收购企业或处于高增长中的已有企业的发展进行融资的、所有形式的高风险资本（这三种形式也分别被称为风险资本、收购资本和夹层资本）”。最近几十年，风险资本是指那些个人电脑、软件系统、互联网、新的通信手段和生物工程的投资者。
早期风险资本的来源主要是富人，他们有富余的钱，又不愿意放在银行吃微薄的利息，所以就投给他们认识的人，或他们熟悉的项目。而这些项目要么会带来巨大的回报，要么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风险投资不是普通百姓玩的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投资人既是对未来有判断力的智者，也是地道的赌徒。
物以类聚，风险投资人同样喜欢这样的投资者：当别人没发现商机的时候，他发现了；当别人发现商机但没有投入的时候，他投入了；当别人不敢承担风险的时候，他承担了。
为什么是美国
北京大学何志毅教授寄来的《北大商业评论》我每期都认真看。2006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的风险投资，无论在金额还是案例数量上都远高于本土投资者，其中仅来自美国的就比国内的风险投资多好多倍。有一期《北大商业评论》的风险投资案例共有11个，除去一家是本土的创业投资以外，其他10个的风险投资都来自美国，一家欧洲或日本的企业都没有。
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为什么成功的风险投资都来自美国？
无独有偶，我在看另一本叫《中国留学生创业》的杂志时，也提到了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但是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风险投资的，讲的是海归创业团队在中国。他们划分了几类创业团队：有资金主导型的，因为创业的最大问题往往是资金匮乏；有技术指导型的，因为即便有了资金而没有好的技术，一样难以为继；有技术和资本联合型的，因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创造成倍的产出。那本杂志里谈到的项目，比如资金主导型的亚信，技术指导型的百度。只是这些创业者都是20世纪90年代出去的留学生，而且都来自美国。
人们会自然地发问，为什么创业者都来自美国？
《北大商业评论》刊载11个案例中，除了盛大、百度、搜狐、新浪这些新经济式的互联网公司，和携程网这样的结合传统理念的网络公司以外，还有小灵通、大族激光和中芯国际等新兴的制造业，甚至还有像如家这样的连锁酒店，新东方这样的教育培训机构。这些风险资本可以使百度的技术人员集体一夜暴富，还能使以培训为主的新东方的俞敏洪——这个十多年前还在中关村粘贴广告的北大失意讲师，一夜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实际上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特点都是都要冒很大的风险，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冒风险的事，但是风险投资毕竟是在商业融资中最有挑战的投资方式，需要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勇气、冒很大的险，这也是这种投资的名头来源。
那么人们又要问了：为什么来自美国的资金和来自美国的海归肯冒这样的风险？
因为美国富裕
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3亿人口的平均富裕程度超过了欧盟，在美元坚挺的情况下它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日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那么大的基数。
美国是一个有钱人的国家。世界最富裕的人也在美国。如果批量计算，世界上500个最富裕的人中，应该有一半以上是美国人。世界上最富有的股神在美国，就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是富翁，他可以在面积很大的自家农场接见外国元首，而且这种接待方式成了对外国元首的最高礼遇。许多人都以能去他的农场为荣，而不是那个普通人都可以参观的白宫。
我们没听说欧洲大陆国家的国家元首自己有很大的农场。退休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已经74岁了，奋斗了一生，其财产也不过150万欧元，退休后他还得搬到朋友为其提供的房子居住，那是黎巴嫩前总理的私人住宅，如果他住自己的房子肯定不够气派。
法国社会党败选的罗亚尔女士披露的个人资产不过50万欧元，她可是名牌大学毕业，又是年过半百的成功女士。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风险投资没有一家来自法国。因为法国人并不富裕，整个西欧大陆加在一起也没有美国人有钱。
再追究原因的话还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不仅美国人将自己的钱划分出很大一部分投入股票市场，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趋之若鹜地投资。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受资国。直到今天，每天都有差不多20亿美元流入美国。就是说，美国人每天都得向全世界借20亿美元，才维持了它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和美国人奢侈的消费水平。
但是除了这些人人皆知的理由外，为什么在中国的风险投资大都来自美国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以我个人的观点看，首先，美国人敢花钱；其次，美国人敢用人；再次，美国人敢冒风险。
美国人敢花钱
美国人敢花钱也是人人皆知的事。他们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贷款买房，中年的时候还敢于把贷款买的房子抵押，借钱消费。并且，在美国，一个人可能就有十几张信用卡，这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不仅他们的长期投资是借钱来完成的，就连日常消费也是借钱完成。在这点上，美国人长期保持了令人瞠目、低于1％的居民储蓄率。在几年前，它的储蓄率甚至低于零。这意味着一部分美国人花的钱全是借来的。
但是美国人的好处之一在于，不仅自己敢花钱，还敢把钱委托给别人，甚至把钱尽数捐出。风险投资就是把自己多余的钱拿出来给创业者使用，虽然它本意并不是济贫，不是作慈善事业的捐款，它的目的是获得更大的回报，但这毕竟是其个人积蓄，而接受委托人投资的经常是他们不认识的人，又是在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市场。美国人这种敢于把钱交给别人花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这和他们的移民传统有关。
几个世纪前，最早的一批移民搭乘的五月花号船，从英国跨过大西洋来到北美洲东海岸。那一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中，不少人的船票都是贷款买的。对贷款者来说，那也是一笔风险很大的投资，因为这批贫困潦倒的英国人到达新大陆后，能否活过严寒的冬季都很难说，更别说生产出有价值的东西归还贷款。甚至还可能的是，这些人根本就到不了北美洲，在抵达美洲大陆之前就被汹涌的大西洋吞没了，贷款者完全可能血本无归！
美国人敢用人
虽然种族歧视在美国并不罕见，但整体来说美国社会还是一个比欧洲更加包容的社会。那里的黑人多，那里说西班牙语的人多，那里接受的中国留学生最多。那里的外国少数族裔加起来可能在十几年后——以其现有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白人，使白人沦为比例相对少数的族裔。
美国人敢在陌生的市场投入相对陌生的人力，只要他们自己坚信这个人的能力和这个市场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开发市场，他们肯用中国人。摩根士丹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敢任命华人当中国首席代表。现任信中利公司董事长汪潮涌在担任此职务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在美国读的也并非常春藤大学，但是美国人看中他的能力就委以重任。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一家欧洲大陆的大企业聘用大陆人担任驻华机构的第一把手。
直到21世纪以后，我才在法国驻华企业名录中陆续发现一些大陆华人首席代表的名字。而在此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在法国工作的相当优秀的大陆学生，都被压抑地宁可去法国的外国公司，找一个大家都是外国人的环境，也不愿意呆在纯法国的公司，看那些比自己后来的、又比自己能力差的法国人一步步升迁，最后骑到自己头上。
美国人敢冒风险
风险投资，一半是机会，一半是风险。在实际情况中，甚至风险大过机会。《北大商业评论》十几个案例都是成功的，每个案例的风险投资者都获得了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回报，这些案例听起来都相当有诱惑力，让人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如果有钱的话。
实际上，风险投资的环境远没有这么美好。在一个成功案例的背后，风险投资人可能有好几个失败的教训。他们失败的案例按数量算应该高过成功的案例。风险投资人收入颇丰的原因是：他们在单个项目中赚到多达十几倍的钱，从而弥补了其他投资失败的亏损。就像中国人讲的，“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
美国人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们有眼光、有创新精神。那个土壤会产生很多有主见的创业者，他们不仅会把很好的技术付诸实施，而且能把很好的主意市场化，靠卖点子赚钱。而大量的海归创业者来自美国，就是因为受了这个土壤的滋润和培养。
新东方的例子也很有代表性。帮俞敏洪引入风险投资的那个学生在新东方学习之前，还不知道出国是怎么回事，到了美国后加入了一家著名的基金，几年后带着这个基金回来，帮助新东方引入了风险投资，并协助他们上市。
正常来说，投资人都需要分析受资者商业计划和它的几年财务报表。但是由于有这个学生的引见，以及对新东方影响力和对于俞敏洪个人的信任，这家基金没做太多调查就把钱投进来了。可以看出，这样的美国基金胆子还是很大的。如果看到了好的投资机会，它甚至可以放弃自己正常的程序和行规。从另一方面讲，这也说明他们对风险的承受力是很高的。因为如果投资失败，那么包括这名前新东方的学生在内，实行投资的负责人都会丢掉饭碗。
更离谱的是，新东方去美国做路演的时候，碰到了一些以前在新东方学习过的学生任职于美国投资公司，他们自然了解新东方的故事。于是对俞敏洪说：“俞老师，您就不用介绍新东方了，告诉我们能分配多少股权给我们，我们购买就好了。”
那意思是说程序和规则均不重要了，就像物资匮乏的年代，消费者手持现金抢购不到东西，商家给多少消费者要多少，商家说多少钱消费者出多少钱。那真是上市公司梦寐以求的境界，而这种天方夜谭般的故事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烘托出气氛。
美国人有句自豪的口头禅：Only in America！（只是在美国！）
只是在美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跟风”本来是指那些意志不坚定、墙头草般、风向哪边刮他就向哪边倒的人。日常用语中“跟风”这个词有点贬义，而在投资行业，却不是如此。“跟风投资”英语叫“coinvest”，可以翻译成“合作投资”、“共同投资”、“联合投资”或者简称“合投”。
这种投资者将自己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他不确定投资的方式，不承担起草合同条文的主要任务，甚至连价格是多少他也不能确定，而把这些关键性责任推给“领头的投资人”或者简称“领投”（lead investor）。
搭顺风车而非自己驾驶
和跟风投资者的区别在于，“领投”是主要投资人，投入资金量大，有时要大过跟投者很多，比如说跟投者投500万的话，领投者可能要投1000万以上，所以从单笔投资上讲，实力上领头者具有优势；其次领头者往往是投资经验丰富的企业，他们在价格谈判和合同制订上有别人不具备的经验，有的甚至就是那个行业的专家，所以他能从实际的经验中旁征博引，说服被投资的企业，接受他们开出的条件；再次，领头者还可能具有再融资的能力，他有一定程度的号召力，能够把被投资的项目烘托起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来，甚至进行一轮再一轮的融资，一直到把企业送上市。
同时，领投者有自己固定的协议文本，以及与企业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因而能节约时间，而这正是跟投者自己所缺乏的，也是跟投者心甘情愿拱手把领先地位让给别人的原因。
跟投者在相比之下劣势明显，所以他情愿一路搭顺风车，坐在副座而不用驾驶，既能到达目的地，又省事又省钱，还增加了自己的经验，为以后自己成为领投者打下了基础。
跟投者或者是在投资行业绝无贬义，而是一种投资选择，甚至是一种流行的方式。
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对于需要资金的受资企业来说，跟风式的投资与其说是雪中送炭，还不如说是锦上添花。
投资行为和人们之间的日常关系是一样的。在民间流传着“救急不救穷”的说法，“救急”是说当朋友有危难的时候你可以帮他一把，因为从道德上讲你可能有这样的义务，何况面对的还是以前的同学、同事，但是这里边潜在的意思是，当被救助的人摆脱困境后，会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把钱还给你。相比之下，“不救穷”就是如果那人本来就是个穷光蛋，没有支付能力，拿到了钱又花了的话，那你借给他的钱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别想回收了。
跟风投资就是这样，它不是想在企业需要钱的时候去雪中送炭。
因为所有的企业都需要钱，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毕竟创业者太多，而资金是有限的。投资人不是行善者，他们对投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求有回报，风险越大，要求回报率越高。而且他们也像是赌徒，肯接受资金收不回来的局面。
在美国，80％以上的初创企业三年内都会失败，这些企业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戴维·伯奇（David Birch）称之为“瞪羚”。 快速成长的企业大部分濒临破产，相当一部分公司彻底垮掉了。这些瞪羚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睁大眼睛盯着各路的投资者，嗷嗷待哺，每个人都需要食物，身强力壮的和眼急手快的获得的食物多，体力虚弱的又行动笨拙的获得的食物就少。
如同大自然的规律一样，存活下来企业和存活下来的动物都是少数，投资者一旦看走眼，投下去的钱就可能血本无归。所以出于保险起见，先看看别人投了什么，自己试着跟一下，是许多投资者的心理。
所以说跟风投资主要是一种锦上添花式的，在别人投资之上增加一块投入。就像在赌场那些在旁边的观望者，有心参赌又没有足够的钱，往往在大赌徒的筹码上再加两个筹码。而在之前，他们可能观察了半天，然后才会选择一个获胜率高的大赌徒作为领赌，他压什么自己压什么。
冲锋在后而非冲锋在前
领投者就像在战场上那些喊着“跟我上”并冲锋在前的指挥官，而不是那些叫嚷“给我冲”却自己躲在石头后面的领导者。跟投者如果碰到的是后一种领投者，那山头往往就会攻不下来了。
前一段和我们合作的一家基金看中了广东的一个项目。这项目需要4000万人民币，但是没有一家投资者肯对这个还处于亏损状态、成立没几年的企业一次投这么多钱。
这家企业必须找几个投资者进行合投，也真的找到了几家。企业领导告诉我，领投者投2000万，两个跟投者每个投1000万，这样三方共同投资，享受一样的价格、一样的条件，同时也分担了风险。作为两家潜在的跟投者之一，在做初期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他的两个投资者都在退缩，而我代表的基金只是肯投1000万人民币的跟投者，和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差距甚远。
经过多方了解，我发现领投人由于对企业盈利前景心存疑惑，不肯往前走了，而另一个跟投者在投资会议的讨论上，合伙人之间出现了分歧，也没能作出抉择。这当然影响了我们的投资决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伴随别人一起投资的。
我后来跟这家企业的领导讲：“好比向山头冲锋一样，本来有前边的人为我们开辟道路，又有旁边的人和我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但是冲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人和左右的人都不见了，我成了领跑者，后面却没有人跟随。我当然对自己能否独立占领山头信心不足了。”
作为跟投者，这时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和其他人一起退回山下，然后重新寻找目标，看别人又开始攻什么样的山头，如果自己仍然不肯冲到前面的话！
角色可换而非一成不变
跟投者和领投者的角色其实是互换的。
在某一个领域里的跟投者可能在另一个领域里就成了领投者。在对一个新的市场进行试探投资时，大家都喜欢做跟投者，随着对市场认识程度加深，这些人就可能成为领投者。领投完全可能成为大家争相追逐的目标，众多的投资者会相互竞争、相互拆台以便得到这个位置。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拥有话语权的角色。
领投者也不会对所有项目都领投的，他没有那些精力，也没那么多财力，即便他实力雄厚，也会希望分散投资风险，降低自己的工作量，又同样能获得收益，干嘛一定要冲在前面呢？就像在赌场压轮盘赌，有人压小注，专门压那些手气好、大赌徒压的地方，扔上几个筹码碰碰运气，免得自己动脑筋，费时耗力还想不清楚。而那些大赌徒也不在乎别人在他的选择上加注，反之如果他累了，也可能把筹码加在别人身上。如果他赌输了，更希望换换运气，自己改成跟风者。
跟风投资的机构中有大批的私募资金，他们也跟股市上投资或投机的股民一样，存在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有投资的就会继续有投资，没有投资的可能会继续没有投资。就是说一个项目如果成功地吸引了一个投资者，那么它很可能也会吸引其他人的目光，其他的投资者会接踵而来；如果一个项目长期受到投资人的冷落，那么其他人也会绕行。所以对于受资企业来说，获得第一笔投资非常关键，因为这是一个最初的定价，是获得市场认可的准入凭证。而对于投资人来说，初始投资往往是回报率最高的，搞得好，以后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卖出都有可能，当然风险也是最大的。
让别人管理而非自己管理
在一个投资机会中，投资者首先看重的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包括前景和未来盈利。没有诱人商业模式的企业没有吸引力，它甚至不会引起各种来路基金的关注。但是一旦进入谈判阶段，投资者对受资企业的观察很大程度上就转移到人的身上，对企业领导和其团队的考察就日益重要。
所以在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商业计划书中，对人的描述占据大量篇幅，甚至达到1/3，而中国人以前写的类似的可行性报告中对人的描述几乎没有。现在写的商业计划书中，对人的描述尽管增加很多，但是美国人写的和中国人写的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差别来。
跟投者也要做重要的决定，因为他是掏自己腰包的钱让别人管理，并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于是在决定投资的过程中，投资者最看重的是人，其次才是项目本身。投资者主要关心被投资的企业所有者的个人品质，他的口碑、他的承诺、他的执行力。因为品质好的人，虽然重承诺，但是不见得有执行力，就是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能力，这些都是做为企业领袖必备的气质和品质。
同时，投资者还比较看重被投资企业团队坚强与否。一个好的团队，应该是热忱和融洽的。我们在考察一个辽宁的药业企业时，正碰上企业到了课间操时间，我们看到大厅中几十个年轻的男女雇员全都站了起来，就在自己的位置上随着音乐做起了课间操，那个感觉让投资者印象很深，因为这体现了团队精神，又能反映出工作的热忱。
而在另一个广东的企业，我们看到了企业的晚会和雇员们结婚的照片，被挂在企业宣传栏上，看着他们的笑脸，你会觉得这个企业有人情味、老板体恤雇员，所以他们对压力和未来就会有信心，而信心是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投资者愿意向这样的企业投资。
现金应该升水而非贴水
中信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最著名的投资者，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跟投者，伴随了许多西方企业对华大型投资，各行各业的都有。但是投资国内一些项目却不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主体不明确。
主体不明确的原因并不在于中信本身，而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造成的，因为当时没有私营企业，所投的项目都是地方的国有企业，那么所有者代表就是地方的计委，而这些地方的省计委和市计委在以后政府部委的一次次重组中，职能一次次变化，到后来连名称都变了。所以当时他们为企业贷款和投资所出具的担保，大多数都成了空头支票，与这些地方政府还没法打官司。而且他们都会说既然都是国有企业，大家都拿的是国家的钱，那么我们投资就是对地方各省市的一种支持，从国家的角度说来，无非是把口袋里的钱从左边装到右边而已，国家资产总量是不会损失的。
投资不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现金的价值，在外国投资者以夸大了的技术入股、地方企业以夸大了的厂房和设备入股的同时，中信集团是拿出实实在在的现金的，一分钱就是一分钱。当时只计算了现金的利息，但没有加入应该有的升水，这使中信一开始投资时就比其他两方要亏。如果考虑到以后通货膨胀的因素，以现金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更大。
跟在过山车般的股市中驰骋的股民一样，跟风投资者也有其投机心理，他们想经过一段期限后变现投资的心态经常大于长期伴随企业的心态；和中国的投资风气相同，跟风投资者也有一窝蜂干同样事情的行为，所以也常常是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就是说，这些号称专业的、高学历的、经验丰富的投资机构有时表现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也有搏傻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