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决议充满改革气象,各行各业的改革路线图都一一浮现,在国企改革方面,如果不能打破垄断、国资管理效率和国企治理水平不能提高、继续通过行政力量廉价配置资源和资金、民营企业如果无法与之平等竞争,“国进”和挤占民间资本的事情会继续发生。上海对国企监管采取了分层分类: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也引入了激励约束机制,但整体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政府依然在管理和任命“一把手”,国资监督、管理与经营之间的架构设计仍不理想。

当前,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推动存量盘活的现代企业治理”,扫清国资监管和国企管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引入市场约束机制,提高国资运营管理效率,高效发挥国有资本的用途,充分履行全民所有制的社会责任。但绝不是将一百多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在目前不太现实,前苏联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结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在权力与市场边界不清和收入分配两极化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反而加速了权贵资本集聚资源和权贵私有化的进程,这个在中国折腾不起。国企改革只能先通过分级处理,比如真正涉及国计民生和要发挥社会责任的就划归到公共服务类,把与民争利和属于竞争类的项目分离或市场化转让,比如国企央企应该全部退出商品房开发领域,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应该主要以承建保障房为主,如果继续让他们拿着全民所有制的资产不计成本地拉抬地价、炒高房价、获取垄断利润、与民争利,何谈战略意义?
另外,将上市类和不关乎国计民生的应该划归到竞争类,让其平等享有资源、平等竞争,打破垄断,减少行政资源配置,还原企业属性,不能再对竞争性领域实施牌照垄断和限制非公资本进入,比如金融、电信等应适当放开经营牌照,让民间资本也适当介入,以增加市场的竞争主体,以避免霸王条款的诞生和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毕竟那些“最赚钱”的央企超额利润大都是国内老百姓消费支付的,他们赚得越多老百姓的消费成本就越高,因此对竞争类国企要尽量采取市场优胜劣汰的方式来自然淘汰。
未来尤其要放弃对上市央企的“圈养”。既然他们已经是上市公司,就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主体,让他们自由参与市场的竞争和淘汰。如果老把他们供养起来,其他民营企业根本无法与这些“圈养”的公司竞争,这些公司永远不倒,永远是最赚钱的公司,此举会对其他非公企业的投资、利润、市场竞争等都会产生一系列的挤出效应,也会阻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而且未来千万不能再给国企央企上市融资“开绿灯”,政策应该鼓励和支持创新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上市融资。因为大型国企最缺的不是钱,而最缺钱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如果资本市场再对国企一路“开绿灯”会让很多民营企业和新兴战略型企业很难发展,毕竟市场里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让股市和银行继续错配资金,不但拯救不了国企央企,反而会害了他们。因此,这一次国企改革不要再鼓励国企央企行政主导下的重组上市,一定要吸取央企上市扩张的经验教训,减少股市的行政供给,应顺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势,将竞争性国企的生死存亡交给市场机制去决定。
事实上,如果真的想提高国企央企的公司治理和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将竞争性国企的国有股全部转换成长期优先股,让官员企业家退出企业经营决策层,用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聘请最好、最懂行的优秀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企业,让国企和国有资产脱胎换骨,实现国企管理从管企业走向管资本,从而避免现在盛行的“外行管内行”的局面,这才是国企改革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