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理想远大，行动迅速！ 保罗的童年是在父亲街边的便利店里帮忙度过的。这样的童年让保罗坚信人生应该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这位现年46岁，身价据说达到了4000万英镑的房地产投资商相信：他的人生还将更加辉煌。当人们称我为成功人士时，我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无论我的公司经营得如何的好，我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存款，我都还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就好像你现在正在参加200米赛跑，如果你只跑到100米处，那么你还并没有成功——无论你的速度有多么的惊人。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当我还没有把它们变为现实时，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成功人士。这种毫不妥协的执着，是我在儿时就已具备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儿，但当我决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时，一定要争当第一——不论是踢足球、玩弹珠、跑步、跳高或者任何其他事情。我就是不给自己任何的选择余地，我要样样精通。如果是百米冲刺，我要拔得头筹；如果是玩游戏，我也要做到最好。我是印度的锡克旁遮普人，我的父母是第一代在工厂或者是街角便利店里做工的移民。优良的劳动传统从小就深深植根于我幼小的心灵，那时我甚至很少见到父亲，他那一代的人不认为为人父母是一份责任。他觉得父亲的责任就是奔波于三到四份不同的工作，让饭桌上有吃的，而不是培养孩子们。教育孩子的事情留给了我的母亲和奶奶，但她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尽职尽责。我是在伯明翰出生的，但父母在我六岁的时候搬到了伦敦西区的南霍尔。父亲认为伦敦的就业机会更多，后来他在一家速冻食品厂谋到了差事。母亲不仅要照看弟弟、妹妹和我，还要在家做缝纫工，按件取酬。只要能抽出时间，她就在做工，起早贪黑的。而我们几个孩子们总会尽可能的帮母亲的忙，我们知道，多一件成品就意味着家里又多了一份收入。当时我们很缺钱，我们需要购买食物，偿还房子的抵押贷款，还得照顾奶奶和父亲最小的妹妹。小姑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因此承担起了妹妹的婚姻大事。即使是在当时，印度的婚礼仪式也还要花费不小的一笔财富。|www.aihuau.com|33当我快七岁时，父亲有一辆天蓝色的沃克斯豪尔旧车。车停在离我家大约有200码的地方，有几次我问起母亲为什么把车停在那么远的地方，可母亲从来没有回答过。后来母亲才告诉我，是因为汽车缺油了，家里又买不起更多的汽油。他们得用这些钱去买食物。直到现在，每每我闭上眼睛，仍然能想起那辆老车停放在南霍尔公园路边的确切位置。
在伦敦住了一两年之后，我的父母攒钱买了一个小房子。这渐渐变成了一个模式：我们总是有房客，而父母亲总是会把每个房子重新装修一下，然后买进另一个房子，然后再买进一个。当时我和弟弟分别7岁和4岁，成了家里的维修队员，父母把我们带进一栋房子，告诉我们做好清洁工作，整理一下花园等等。那时候的我们从来不会抱怨什么，事实上，能为家里帮上忙让我们觉得很快乐。我11岁时，父母卖掉了所有的房子，买了家街角的便利店，我们住在楼上。我通常都会早起，上下学前在柜台帮忙，帮着送外卖，做任何需要我做的事情。在这段日子里，我记得仅有一次自己禁不住的抱怨干嘛我总得干这么多活儿。那时我大约18岁，父亲那时已经有了一家鱼排店，而且这家店生意很火爆。当时我急着要跟朋友们一起出去，但店里的客人们正排着长长的队伍，所以我不得不留下来帮忙。我还记得当时那份沮丧：看着时间嘀嗒嘀嗒的溜走，知道我要错过朋友们的活动了。但除了仅有的这一次以外，我一直认为：工作就是你为了帮助家庭解脱困境而做的事情。在1980年南霍尔暴乱期间，我在店里帮忙，我亲身体验了种族暴乱多么的恶劣和可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霍尔有大量的移民流入，但当地却没有足够的学校，因此我们常常得到这个地区以外的学校就读，我们被校车沿着A40公路送到了在阿克顿的一所学校。我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亚洲血统的学生之一。但我上小学时，没人认为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小孩子大概意识不到肤色不同有什么关系，也不会种族歧视。到了初中，我的体育成绩非常突出。我想如果你在某些方面异常出色，你受欺负的可能性还是会小很多。不时的，有人会说，“虽然你是个巴基斯坦人，不过也没关系，你和他们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很气人，但我明白，这其实是他们告诉我他们接受我的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了社会等级的存在，意识到了种族虐待的可怕。但因为我是篮球队队长，所以总有人保护我免于遭受种族主义最严重的迫害。尽管如此，我在踢足球的过程中，偶尔也会经历这样的体验。荒谬的是，这种时刻总会激发我内心深处最善良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