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政治、军事活动中吸取智慧，是中国企业的一大智慧。 毛泽东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就是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就实避虚”等策略的引申和发扬。当年的三株口服液，就是采用了这一策略，创造了在一年之内崛起为行业龙头的奇迹。这一策略在中小企业和行业新兴势力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今不少知名企业，在其未显达之时，也多从二三级市场做起，等到实力增长后再谋进一步发展，乃至最后称雄天下。
曾对国内企业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关于谋势的策略。《孙子·势篇》说：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说，从千仞高山上滚下来的巨石，具有锐不可挡之势。早期的行业巨头，莫不借助广告造势。当年爱多VCD崛起为行业龙头，与“爱多，好工夫”的广告有莫大的关系。而现在的企业更是广告、公关、推广、社会活动一起上。蒙牛集团赞助“神五”飞天，就是一次成功的造势。很多企业热衷于各种排名，无它，也是为了造势。以占据行业话语权，左右行业游戏规则，纵横天下，莫敢争锋。
在国内企业内部变革的张力和国际化的压力下，不当运用兵法管理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对权谋的崇拜与对人本主义的漠视，对于规则制度的践踏，道的衰落和术的盛行等，使兵法管理隐然成为笼罩在国内企业上方的一道阴影。
陷阱1：推崇“术”
《孙子兵法》中决定胜负的有“道、天、地、将、法”五大因素，“道”独排第一。在古今中外的兵法中，有很多关于自然，社会规律的论述，这就是所谓的“道”。
很多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达到悟“道”境界的。在国内，柳传志、张瑞敏等企业家，也在“道”的方面颇有所得。而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不仅应熟悉各种管理之方法和手腕等“术”的东西，更应该明“道”，并以“道”来统领“术”，达到“道术合一”。
在“道”之外，兵法权谋中更多的，则是“术”的东西，集中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且带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兵不厌诈”，“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等，表现出的是一种以智取胜的倾向，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最后形成一种谋略型文化。于是乎办公室里勾心斗角，生意场中尽是陷阱，官府里深藏阴谋。
同样看《三国演义》，施振荣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联想到的是威权主义和一元主义的没落，多元主义和分权模式的勃兴，所以，施振荣分拆了宏基，让李锟耀他们分去，甚至最后是小基丛生，王不见王。但是，企业界有几个施振荣呢？更多的企业家看到这句话后，再看创业功臣，特别是功高震主的，恐怕少有不眼放绿光的，你要是敢跳，别说什么分立，马上就让你死得难看。各个阶层的经理人完三国，在用人的时候，恐怕也只用有自己80%能干的人，绝对不允许有人能干到可以 “天下三分”，乃至抢了自己的宝座。于是乎，企业就陷于人治之中，出现群体非理性。
“术”的盛行，也使企业经营管理充满了随意性，投机盛行，缺乏整体和长远的战略管理能力。具体表现就是看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前几年，家电企业纷纷嚷着搞多元化，先是觉得地产搞钱快，于是一窝蜂上地产，后来，有专家提出物流将是今后的商业贸易的新利润，于是乎，又都筹建物流公司，美其名曰“第三方物流”，再后来听说汽车行业利润高，又纷纷忙着并购的并购，建厂的建厂，好不热闹，天下熙熙，专谋眼前之利。等知道水深，玩不转了，个头大的，耐着几口水呛，虽是伤了元气，还是可以退回来，个头小的，早淹死了。
陷阱2：权谋文化
兵法权谋作为传统智慧中最讲求实用的部分，是国内企业的早期管理的巨大智力来源。但是，当国内企业形态进一步完善，并有机会进一步接触更广泛领域的管理智慧时候，就很快发现兵法权谋的局限性。
名列中国顶级企业家的任正非，可谓精通兵法权谋，华为的副总裁林立，每个副总裁的权限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互成犄角之势，颇有些鬼谷子的“飞钳”意味，这些年，华为的副总裁们倒还真没有什么功高镇主的，不过，有意思的是，从华为出去的高层人士，却很少有成为华为朋友的，而任正非也无法像柳传志那样，在内部找出几个足堪大任的人。兵法权谋果然厉害，但其结果，明眼人不难臧否。
日本的企业管理根本点是建立在现代商业社会文明上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为基础，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以现代化管理消解和融合兵法权谋等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特的日本式管理。在韩国，也经历了一个大致相似的过程。
反观中国，则存在着对于兵法权谋的严重依赖，数千年的权谋文化，使企业在管理上具有使用权谋的先天倾向。更有很多国有企业，本身与政治有千丝万搂的关系，浸淫其中，久而容易将政治中的一套用到企业管理中，对达尔文主义的断章取义和“他人即地狱”的人本主义中的误区，也使企业容易走近兵法权谋，而中国企业整体性的战略缺失和素养的缺乏，更容易形成对于兵法权谋的依赖。企业都喜欢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性和企业的特殊情况，本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怪象，使其倾向于在传统智慧中寻找解答。大大地延缓了国内企业对于外部思想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