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阅读彼德·林奇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对这位美国富达公司麦哲伦基金的经理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强调日常生活经验有助于股票投资，比如，你可以通过对家门口百货店或餐饮店业务兴旺与否的观察，来选择这家公司的股票。对大多数无缘调研上市公司又重视基本面的投资者来说，这可是个福音。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重读了几本林奇自己写的以及别人写他的书，发现有许多过去没有注意的地方。 勤奋得令人惊讶
首先是林奇非常勤奋。他走访公司，每月40到50家，一年五六百家，当然这是《新金融大亨》的作者约翰·雷恩的调查结果。而在《战胜华尔街》一书中，林奇1982年在回答电视台主持人什么是他“成功的秘密”时说：“我每年要访问200家以上的公司和阅读700份年度报告”。不管怎样，数量够惊人的。林奇不仅调研美国的上市公司，而且还到海外去寻找好股票，他曾坦承，“除了约翰·坦普，我是第一个重仓持有国外股票的国内基金经理”。在1985年9月中旬的一次国际调研活动中，林奇花了3周时间调研了23家上市公司，收获颇大。他在瑞典去了该国最大的公司沃尔沃，而瑞典惟一的一个研究沃尔沃汽车的分析员竟然没有去过该公司。当时，沃尔沃的股价是4美元，而沃尔沃每股现金已高达4美元。林奇的妻子卡罗琳也到了欧洲，但他俩却不能同去威尼斯，因为那儿找不到一家值得拜访的上市公司。林奇的痴迷劲可想而知。
结婚20年，林奇只度过两个专门假期，他曾对约翰·雷恩回忆是如何度假的：“我去日本，花了五天的时间考察公司，在香港见到卡罗琳，于是我们在中国逗留了大约两三天，然后我考察曼谷的公司，又在曼谷观光，接着我飞往英格兰，在那里考察了三四天的公司。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卡罗琳肯定不会认为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他们有契约吧，1990年年中，林奇告别了麦哲伦基金，解甲归田了。
林奇在位期间的一些数据让人惊讶——
他一年的行程10万英里，也就是一个工作日要走400英里。
早晨6:15他乘车去办公室，晚上7:15才回家，路上一直都在阅读。
每天午餐他都跟一家公司洽谈。
他大约要听取200个经纪人的意见，通常一天他要接到几打经纪人的电话，每10个电话中他大约要回一个，但一般只交谈90秒钟，而且还好几次提示一点关键性的问题。
他和他的研究助手每个月要对将近2000个公司检查一遍，假定每个电话5分钟，这就需要每周花上40个小时。
比较林奇，中国基金经理一定会汗颜。我敢肯定，中国目前最勤勉的基金经理的工作强度顶多是林奇的三分之一，而一般的经理也就是林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如果哪位中国基金经理认为我的估计错了，请和我联系，我一定公开认错）。
匪夷所思的交易
第二个让我惊讶的事情是林奇买卖股票奇多且奇快。林奇大约持有1400种证券，其中最大的100种代表着一半的总资产，最大的200家代表着三分之二的总资产。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中，他的交易大约是买进5000万美元，同时卖出500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每天卖出100种股票，也买进100种股票（由三位交易员负责），而且林奇的交易只有不到5%是大于1万股的：
“在我所买的股票中，3个月中，我仅对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部分感到乐观。因此如果我碰到了10种股票，我会愉快地把10种都买进来，然后再进行调查研究。也许我会不喜欢其中的几种，但我会继续持有我喜欢的几种，增加它们的量”。林奇的投资组合永远都在变，许多证券仅保持一两个月，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越出色，周转率就越高。
这又是个逆反投资的例子，许多专家都批判股市出现的高换手率是投机高涨的数量表征，许小年就曾通过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换手率的比较，指出前者严重投机。
这也难免，一般的投资专家最多同时经营20—30种股票，林奇投资数千种股票，确实匪夷所思。
也许有人说，是由于麦哲伦基金规模巨大，林奇才这么做。这有一定的道理。在1977年林奇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第一年时，1800万美元的盘子，组合包含了41种股票，但换手率是343%，而且其后三年的换手率都达到300%。林奇对此的解释是，麦哲伦对新客户封闭买进，却遭到大约三分之一的赎回，他为了换股不得不抛出老股票。
1981年麦哲伦基金的规模是1亿美元。1982年林奇被称为“过去十年中最成功的共同基金经理”，他取得了 305%的收益率，麦哲伦成了一只4亿5千万美元的基金，在3个月内，他购买了166只股票。1983年中期，林奇的投资组合中有450只股票，而年底就达到了900只，资产升值至16亿美元。
如此多的股票组合是否会成为一个指数基金，从而由“主动型基金”变成“被动式基金”而无法战胜主场？
林奇认为绝不会如此。他举例道，在900只股票组合中，其中700只股票的资产总和还不到基金总资产的10%。
那为什么要少量持有这点头寸呢？
林奇的解释是：1）公司本身盘子非常少，即使他持有达到投资上限（总股份的10%），其总量也极少；或者2）他也不能确信这些公司是否真的值得投资。而买这点股票，只不过是为了解公司情况提供方便罢了。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思路：“投资之后再进行调整”。若调查后觉得好，就加码买进，不行就抛掉。一般来说，林奇“事后诸葛亮”的概率是10%，也就是他考虑十家公司后，会对一家公司真正感兴趣。
放手一搏的过人胆量
第三个让我惊讶之处是林奇如何选择重仓股。林奇是基金经理，当然要组合投资，可他更看重重仓股对基金的贡献。他说：“如果你有五种股票，三种下跌75%，一种上涨了10倍，一种上涨了29%，那么这五种股票仍然会令你干得很出色……因为这么去做，你在上涨10倍的这种股票上赚足了钱，远远抵销了你那些下跌50%、75%甚至90%的股票所带来的损失”。在选股方面，林奇和巴菲特一样，讲究常识，对高科技股一般不碰，碰了也不那么成功。不过，在选择时机上，他并不“常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汽车工业不景气，股市对此反映恶劣，尤其是美国的第三大汽车厂商克莱斯勒被预期破产，股价只卖2美元，林奇却开始看好汽车业，他先调研了福特公司，但发现克莱斯勒更好，单单是公司有超过10亿美元现金这件事，就至少使它两年内不会破产。于是，1982年春夏之交，他大量吃进克莱斯勒股票（整个麦哲伦基金5%的资产）这是证监会所允许的最大持股比例，按林奇的说法，如果法规允许的话，他会把基金资产的10%—20%都投在该公司上。
克莱斯勒后来快速上涨，林奇又在福特和沃尔沃上建仓，一直到这3只股票价值占麦哲伦总资产的8%，加上绅宝和丰田，汽车股作为一个板块，占到基金总资产的10.3%。在整个 1984年，林奇一改从前频繁交易的做法，坚持买入——持有战略，基金的前10位股票的数量一直没有多少变化，其中就包括上述5只汽车股。
最终，林奇从福特和克莱斯勒两只股票上分别赚了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加上从沃尔沃赚的7900万美元，造就了麦哲伦基金出众的业绩。
重仓股容易出现流动性问题，尤其是小盘股，林奇可不这么看，要找能成长三倍乃至十倍的股票，道·琼斯指数股比一般小公司难多了。小盘股确实“交易清淡”，不一定能在5天内买入或卖出，可是林奇认为，做股票就等于找对象，易于离婚不是好理由。“如果你一开始就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就不要想着放弃。而如果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你都会一团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流动性都不会将你从痛苦和磨难中拯救出来，并且很可能因此而失去一大笔钱。”
林奇以七十年代初的大热门股宝丽来（相机）为例，它在1973年一年内就损失了90%的市值。宝丽来是家大公司，流动性很好，谁都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出售大量股票，而且它下跌了3年，任何人都有机会离场，但为什么最后还是有几个专业投资人士没有离场呢？
到了80年代末，汽车股露出败象，1987年，林奇减少了汽车股的仓位，到了1991年，汽车股票从它们前期高点下落50%之多。由于中国汽车股在2003年和2004年经历了大喜大悲的日子，林奇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看好中国汽车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也会重复中国彩电在90年代中期的故事，产品持续产畅两旺，在中国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我们仔细捉摸林奇下面的一番话，可能犯的错误会小些：
“经常被误认为是蓝筹股的汽车类上市公司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买入一家汽车类股票并把它捂在手里25年，就像是飞跃阿尔卑斯山一样，你可能会从中获得收益，但无法像登山者那样享受到全部上上下下的乐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汽车股不是消费类股票，不是家电股，它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
由于2003年和2004年也是中国周期性股票大行其道、又因宏观调控而分崩离析的阶段，所以，我们对刚远去的经历并不陌生。又由于中国主流投资界“国际化估值”理论，对于市盈率异常重视，觉得低于市盈率的周期性股票很安全。事实上，周期性股票的市盈率并非越低越好。林奇对此深有体会：“当一家周期性公司的市盈率很低时，那常常是一个繁荣期到头的信号。迟钝的投资者仍然抱着他们的周期性股票，以为行业依然景气，公司仍然保持高收益，但这一切转瞬即变。精明的投资者已经抛售这些股票，以避免大祸。”、“当一大群人开始抛售某只股票时，价格只可能往一个方向走。股价一下降，市盈率也随之下降，使这些周期性股票看起来比以前更有吸引力，但这只是一种将让你付出昂贵代价的错觉。不久，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周期性公司的收益会出现惊人的下降。在更多的投资者急于脱手股票时，股价将急落直下。在市盈率很低的时候买入收益已经增长了好几年的周期性股票，是短期内减少你一半资产的有效办法。
林奇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许多投资周期性股票的中国人近一年来的处境。
相反，高市盈率对周期性股票未必是坏消息，通常这意味着企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不久其经营情况就会改善，收益会超过分析人员的预期，基金经理将急切地开始买入这只股票。这样，股价就会上升。
由于周期性股票一旦启动便会涨个不停，所以大家都跃跃欲试。可是根据林奇的经验，也因为周期性股票的实质是预期游戏，使得要从它们身上赚钱倍加困难，“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买得太早，等不及上涨又去抛掉。”林奇认为自己投资周期性股票的成绩是中等偏上。
在这点上，投资周期性股票类似“赌”大势反转，寻找大底同样充满着艰难和挑战。不过，区别在于，如果你是铜、铝、钢铁、汽车或造纸之类周期性行业中的“内部人”，那么是可以一试这类股票的，而能找到大底并行动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慧眼识股的高手
林奇时代的麦哲伦基金的另一只重仓股房利美也值得一述。
不同股票有不同的买法。有些股票是因为“没什么其他股票好买了，买点这个”；有些是“可能这股票有潜力”，也买了；还有些股票是“现在买入过两天抛出”；有些股票是“替丈母娘买点”的，还有人“替丈母娘，叔叔、伯伯和外甥侄女们买的”，有的是“卖了房子买进股票”，甚至“把房子游艇全卖了，就是要买这只股”；最厉害的是“房子游艇全卖了还不算，要叫丈母娘，叔叔、伯伯、和外甥侄女们也跟着卖，然后拿了钱去买这只股票。”
林奇认为，房利美正是最后的这类股票。
留意美国经济的人，应该知道房利美这家住房抵押货款公司，在1938年由美国国会创建并获得政府信用支持，后来在60年代初实现私有化。其主要职能是购买抵押贷款资产，然后将基金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者。2004年，房利美爆发会计财务丑闻，2005年4月初，老谋深算的格林斯潘一改过去模棱两可的态度，坚决要求限制房利美和另一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的规模，因为两家公司的规模已接近全国住房贷款的四分之一，它们却在利率和提前偿付方面存在重大风险。
这已不是房利美第一次面临危机了。70年代，房利美的经营模式是“短借长贷”，以较低的利率借入资金，用这些钱买入高利贷的长期按揭贷款，赚取利差受益。到了80年代初，短期利率跃升到18%—20%，但公司在70年代购买的长期借款利率为8%—10%，利差收益反而为负值，于是股价从1974年的9美元跌到1981年的2美元，并传言即将破产。也就在这时，房利美结束了“短借长贷”的行为，采用了包装抵押贷款，创造了一种“按揭支持证券”然后卖掉的盈利模式。
这样，当时的房利美从中获得了很高的佣金收入，并把利率风险转给了新的买主。
林奇投资房利美的过程十分曲折。他在1997年在5美元建立了头笔仓位，但很快就抛掉它，只赚了一点钱。1981年房利美的股价跌到了2美元，1982年投资市场因公司领导人和经营模式的变革，股价从2美元反弹到9美元，这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走势。1983年，房利美真正开始盈利，股价却如一潭死水。1984年底，房利美占麦哲伦基金总资产的0.37%，而股价却跌了一半，从9美元跌至4美元。1985年，林奇觉得房利美的历史负担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增仓至2%，房利美成为进入麦哲伦基金持仓前十位的股票，而房利美的股价从4美元已反弹到9美元。1986年，林奇将房利美持仓量收缩到1.8%，而房利美股价从8美元涨至12美元，公司盈利也从去年的每股0.52美元提升至1.44美元。
1987年，房利美股价震动颇大，这也和当年的股灾有关，股价从12美元升到16美元，后又跌到12美元，再回到16美元，最后在10月份的大暴跌中跌至8美元。这时麦哲伦基金持有2%—2.3%的仓位。
1988年，林奇将房利美增加到基金总资产的3%，而公司每股盈利已达2.14美元
1989年，林奇发现巴菲特也持有220万股房利美股票，便在年底加仓房利美至基金资产的5%，这又是重仓股的最高限额。这年，公司股价终于从16美元涨到42美元。1990年，房利美因海湾战争从42美元跌至24美元，后又涨到38美元。1991年，林奇离开麦哲伦之后，后任经理萧规曹随，仍保持该股票的头号持有仓位，股价则从38美元涨到了60美元。
由于富达公司旗下的其他基金也同样重仓持有房利美股票，结果在整个80年代，它们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在当时，这在金融史上是破纪录的事。
面对今天凄风苦雨中的房利美，林奇会再度出手吗？我们不清楚，可是，从当年林奇的投资房利美的经历来看，他能获得这样的成功是绝非偶然的。
因为这时，林奇从一只活跃的兔子变成了耐心的乌龟。
确实，林奇对投资房利美的描述让人想起了另一位著名的基金经理和价值投资大师约翰·奈夫的经典故事。从资历来看，约翰·奈夫是林奇的前辈，他在1964年便执掌威灵顿公司旗下的温莎基金，一直到1995年退休，而一直到1983年，林奇的目标便是赶超全美第一的温莎基金。奈夫比林奇做基金经理早了13年，却晚离开4年，在30余年的投资生涯中，其投资业绩的每年平均值超过市场报酬率3%以上。从复制效果看，每年3%，只要24年，原本的投资便会倍增。如果投资人在1964年投资1美元，到奈夫退休时已是55.46美元。
奈夫曾津津乐道一个投资故事是有关花旗银行的。1987年，由于JP摩根的股价大涨，让只有7到8倍市盈率的花旗银行显得很有吸引力，于是温莎基金便大举买进，但低市盈率反映了投资人忧虑花旗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放款可能会恶化的担心，而公司的亏损也创了纪录。到了1990年年初，温莎基金买了更多的花旗股票，仍与市场舆论逆向操作，那一年，花旗的股价是14美元，温莎基金的平均持股成本是33美元，而且在所有温莎基金投资的股票中，只有花旗的盈利不如预期，奈夫反而在这时加仓，这是需要勇气的。
1991年，花旗已使市场绝望，人们开始破口大骂。《商业周刊》把花旗形容为“噩梦”，《机构投资人》在报道花旗的文章中插有全页死鱼的照片，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暗示花旗可能技术性破产，到1991年底，花旗股价只有8美元。
温莎基金此时持有2300万股花旗，有5亿美元资产被套，但奈夫自称“压根儿没想到在报酬率令人满意之前卖出持股”，相信花旗盈利很快将上涨回升，枯木逢春。1992年初，花旗盈利和股价果然明显回升，到年底，温莎基金竟反败为胜，在花旗股票上有了利润。
奈夫和林奇回忆起来如此细微乃至有点沾沾自喜，是因为反向投资或逆势操作有极大的风险，并需承受沉重的压力。更何况执著和固执在绝大多数时候难于区分，甚至它们是一种现象的两种描述而已。所以，在事后我们得记住这只勤奋的而且幸运的兔子的一番忠告：
“流行的说法是‘利空买入，利好卖出’，这话可能会产生误导。出利空消息时买入股票可能会造成惨重损失，因为坏消息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多。有多少人在听到英格兰银行的利空消息之后买入，而眼睁睁地看着股价从40美元跌到20美元，又从20美元跌到10美元，再从10美元跌到5美元，从5美元跌到1美元，最后跌到0，吞掉了他们100%的投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