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此轮反腐风暴开始刮进政法系统，也标志着反腐进一步深入。
当今中国，腐败现象几乎遍布社会机体的每个角落。腐败的蔓延不仅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更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反腐”作为其新官上任点着的第一把火，以前所未有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和力度，力图重新取信于民。
无论从中央针对治腐打出的一系列组合拳看，还是短时期内十数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的结果看，几乎没有人怀疑这次高层惩治腐败的决心，社会上的叫好之声也随之而起。但如同一些清醒人士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反腐，特别是运动式反腐只是治标之举，只有标本兼治，从源头上削弱腐败得以滋生的权力，从制度上规范权力的运行，腐败问题才能真正得到有效治理。
美国著名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教授把腐败看做是国家（权力）与私人部门（金钱）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这一机制如何运行，取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强弱，看在双边关系中谁更具垄断权。
在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坐寇”社会，统治者通过垄断经济资源的办法使经济组织成为自己的附庸，实现寻租和巩固政权双重目的。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后者只有向前者贿赂才能获得必要的经济资源和获利机会。
而在经济力量更为强大的自由社会，权力只有依附于市场力量才能赢得竞选，尽管后者不排除采用贿赂的方式让前者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但其在双边关系中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寻求利益的方式也更多元。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约翰·华莱士（John Wallis）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腐败分别称为系统性腐败和收买性腐败，其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政治腐蚀经济，腐败主要服务于政治利益；而后者是经济腐蚀政治，腐败服务于经济利益。在他看来，后一种腐败是任何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与前者相比其危害程度不足挂齿。他通过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治腐经验表明，系统性腐败的治理关键在于限制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上述理论与经验表明，腐败的确不必然与政治体制挂钩，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政治并不能让自身免遭腐败的侵蚀，除美国历史上令人瞠目的腐败之外，印度提供了更为鲜活的例证。
但腐败必然与权力是否得到有效制约密切相关。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可能更有说服力。这两个非民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因其在腐败治理方面的卓著成效而成为挑战民主与清廉之间必然关系的有力反证。
尽管强有力的反贪廉政机构与高薪养廉常常成为解释这两个特例的主要原因，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两者在限制和规范公权力方面都做出了巨大努力。
新加坡虽然因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著称，但其国父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恰恰在于以法治权，用法治来确保权力运行的高效廉洁。而香港从其最近发生的财政司长被鸡蛋袭击事件也不难看出，香港政府在花纳税人钱方面需要多么地谨小慎微。
反观中国，虽然目前所采取的雷厉风行的反腐行动能够发挥紧急刹车的作用，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彰显和树立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威信更可谓功不可没。但运动式反腐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腐的成本过高而收效不显著。当权钱交易已经成为一种被各方所默认的潜规则，遍布经济社会各领域之后，通过严惩不殆的方式固然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但在原有利益分配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各方的利益诉求并未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腐败交易的供需动机仍然存在。此时，腐败交易者或者流于观望，等待时机；或者提高技术手段，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而增加腐败及反腐的成本。
二是反腐意愿和能力不可持续。建国以来间歇性地发起反腐运动的做法本身已经说明运动式反腐的非常态性和不可持续性。这固然有反腐成本的考虑，同时更与领导者的反腐意愿和能力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反腐常常是执政者迫于形势而不得已采取的自救措施，一旦政治危机得到化解，反腐的意愿自然消减。与此同时，由于反腐必然触动某些人的奶酪，非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者不能轻易撼动强大的利益集团。因此，领导者的政治资本及个人魄力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反腐成败的关键，一旦出现领导层更迭，必将导致利益集团间的重新洗牌。
由此可见，反腐运动的正面作用固然值得肯定，但从治理腐败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考虑，关键还在于从制度层面削弱、约束和规范权力的运行。
用两位新晋领导人的话说，不仅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领导者的改革意愿值得称道，但问题仍然在于，自我削权和自我约束的政治承诺如何实质性兑现？从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统治者的妥协和让步需要具备诸多的条件，其中市场力量的壮大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这一逻辑成立，我们真的应该为市场得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感到欣慰！
